杨增新之死
1928年7月7日，迪化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庆贺的大宴上，枪声四起，惊心动魄，杨增新倒在了血泊中，这位深谙统治权术的猾吏，结束了他在新疆17年的统治。杨死在谁的枪口之下？凶手是谁？据作者所知，这件尘封了近80年的谋杀案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史料来之官方，称之为“正史”，情况大致是这样说的，颇有新思想的军务厅厅长樊耀南（字甲襄，湖北公安人）对杨的愚民统治恨之入骨，虽得到杨的重用，但是不领情，总想挣脱杨增新的羁绊，干一番大事业。
1928年，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战争宣告结束，国民党在中国已是一统天下，南京政府把北京“京”字削去改为北平，宣告了北洋军阀的覆灭。远在西域的杨增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的省主席。时任军务厅长，外交署长官重任的樊耀南无意中知悉了以杨为首的还没有宣布的一份组阁名单中没有自己，明白自己已身处危境，决定铤而走险，组织倒杨。以樊为首的倒杨集团，在1928年7月7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庆贺宴上，乱枪击毙了杨增新，夺得主席印信的樊耀南，在省府书写通知召开集急会议，宣布政变成功。
然而躲在幕后洞察一切的金树仁立即集结部队，闪电出击，剪除了樊，取而代之。以这种说法，樊耀南是枪杀杨增新的凶手。
第二种说法：史料来自民间，被称为“野史”。大概是这样说的：杨增新死后，金树仁上台，新疆朝野舆论大哗，锋芒所指金树仁说杨之死和他有脱不开的关系。金提前退出宴会的举动是和樊耀南预先谋划好的。他俩的计划是，樊负责在宴会上行刺，金集结部队在外面等候。万一樊行刺不成，金则拦路将杨乱枪打死。
阴险的金树仁深知自己名望不及樊耀南，名声不好，劣迹斑斑，又抽大烟，人称“金枪”。和德高望重的樊耀南相比，他是望尘莫及，政变一旦成功，上台的将是樊，而不是自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千百年这句古人的经验之谈，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宴会上樊行刺成功，当返回省府拿印信时，金带兵包围省府，生擒樊后为灭口，将其残忍杀害。1933年4月22日，距“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下台才10天，新疆民众代表方本仁、尧乐博斯就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称：
“金树仁曾勾结党羽，刺杀杨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即将同谋之樊耀南先行割舌，致樊某手指上苍而无能表白。当时株连挟嫌而遭明杀暗戕者更不胜计，遂以一手掩盖天下之耳目。”
按照推理，一般当权者，无论暴死、凶毙，不明不白地死去，往往和他的接班人有重大嫌疑。以史为鉴，这种抢班夺权的宫廷政变，在中国泱泱几千年的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以这种说法，杨增新是金树仁和樊耀南两人所杀。
第三种说法：史料来之樊耀南后人，称之为“家史”。樊的长孙樊明莘2001年在台湾出版《新疆三七血案真相》一书，（三七即民国17年7月7日）替祖父樊耀南鸣冤叫屈。书中指出杨增新之死，跟其祖父没有任何关系。矛头直指冯玉祥，说冯玉祥是杀害杨的主谋，民政厅长金树仁和军务科长张培元及冯早先派进新疆现任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的张纯熙三位具体组织实施了谋杀计划。
早在1923年，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为摆脱吴佩孚的羁绊，接受曹锟的旨意，试图进军新疆。翌年，直奉第二次开战，冯玉祥倒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政治风云突变，冯已无暇顾及西北，问鼎新疆的计划也随之夭折。
南京政府成立后，冯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与他的换帖拜把子兄弟蒋介石矛盾日深，冯部的几十万部队受蒋介石的挤兑和限制，不供给养，克扣粮饷，处境十分不妙。冯玉祥万般无奈又萌发了第二次入疆的念头。
杨增新对冯军进疆坚决抵制，电呈南京政府，以“饥军就全于新疆，民则必乱，到时边民外逃，土地沦陷异邦，概不负责”为理由相要挟，拒不接受冯军进疆，并鼓动士绅联名写函问南京政府请愿，以示抗议。
冯派去旅长赵淼明，秘书徐之瓒前往迪化与杨交涉，杨不肯妥协，并把两位代表抓了起来，押在督署后院，封锁消息，隔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杨增新哪里知道，冯玉祥早就留有后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教务主任张纯熙，就是早先冯安插在新疆迪化杨身边的坐探，是一颗定时炸弹。
此时翘首盼望两位使者能带来好消息的冯玉祥，接到派去的人被杨所扣的情报后，勃然大怒。为扫清进疆的这个顽固障碍，他指示张纯熙联络张培元和金树仁谋杀杨增新。
金树仁过去就一直嫉恨樊，和樊素有芥蒂。他知道刺杀了杨后，政界威望颇高的樊将是他上台的致命障碍。所以他早有预谋，在杀杨后连樊一声捎带上，把“谋逆”的屎盆子顺手扣在樊的头上，既转移了大家的视线，又除掉了日后顺利上台的这个障碍。这个障眼法可谓是天衣无缝。
以这种说法，杨增新之死，凶手是冯玉祥、金树仁、张培元、张纯熙四人所为。
新疆“七·七”政变，知道真相的人，已相继离世，今天恐怕找不到能公断血案的证人，后人更是无法说清楚了。看来杨增新之死，凶手是谁，仍是个千古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