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 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