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国民教育运动，又称新生活运动。
按“最高统帅”的意思，新生活运动希望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运动的诉求多是西化现代化的，但又不可避免地糅合了传统礼教与旧式道德，“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朱熹哲学成为了“新生活运动”的大旗。
“领袖”号召，自然有大批谋士相随，理论文章引经据典，学习宣传如火如荼。达官贵人们在这样的语境下自在转圜，积极响应，撰文、演讲、开会、比赛，八面玲珑，热闹非凡。
但国民政府孱弱的基层控制力，让运动难以向下延伸。尤其彼时国家尚且贫弱，又有战争的阻扰，政令不通，“新生活运动”难免神形分离，最后荒腔走板、面目全非，甚至引出了很多荒诞的笑话。
电影《荒城纪》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饿肚子可以讲道德么？台面上，冠冕堂皇的漂亮话总能讲几句。但私底下，第一要务还得有饭吃、活下去。
新生活运动来到穷乡僻壤，吸引保长和族长的，不是什么“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主要还是成为模范后的配套资金——三十万大洋。
“礼义廉耻”当不了粮食，但真金白银却实实在在。
事情从一开始就走向歧路。愚昧封闭的乡民没功夫也没兴趣弄懂什么是“四维”，恰好村里有个外姓的寡妇李忆莲，方言里平仄混淆，于是“礼义廉耻堂”变成了“李忆莲祠堂”，领袖“蒋中正”变成了“讲忠贞”。
错会几个字，方向却完全是逆着来了，新生活运动没搞出“新”来，倒是把旧糟粕里最要命的魑魅魍魉给放了出来。
不为乡民待见的外姓寡妇一下成了菩萨奶奶，被高高供起，让她入族谱，好吃好喝伺候，还要为她建祠堂，这是亘古未见的事情。
但神却不能有人格，相爱的人被生生拆散，好好的家被夷为平地。
乡民不断进行着自我说服与自我麻醉，硬生生地把这件荒诞的事情变成了理所当然，也揭露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
这是一部国内院线里鲜能看到的现实题材黑色喜剧，初看起来荒诞可笑，但慢慢又会被其中对人性的批判刺得如坐针毡。
电影开始，无论保长、族长，或者其他村民，都算不上什么坏人。他们有自己的私心自己的算计，也还顾及着全村人的口粮与生路，宗法和秩序。
但一个“李忆莲祠堂”修建计划搅乱了村庄，让大家都晕头转向。上面的小道消息模棱两可，不得要领。只能自己开悟，悟到了，就有钱拿。悟不到，一无所有。所以这并不是开放的选择题，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于是他们分析、思考、研究，当理性不能解决疑问时，就选择自我欺骗和自我蒙蔽，如同把头插入沙堆的鸵鸟，进而一步步滑向“恶”的深渊。
“献祭”成为整部电影的高潮，集体无意识终于造就了终极的恶。乡民们以大张旗鼓的祭拜仪式完成了最后的屠戮，李忆莲终究不是神，只是献祭的牺牲而已。
然后督导团来了，新生活运动来了，外国记者来了，他们讲话、训示、授牌、拍照，“礼义廉耻”真相大白，所有人却都寒蝉若禁。许诺的大洋只在村里打了个转，象征性地留下几吊，大半又都回到了老爷们的手中。
折腾一圈，该做的坏事做绝了，这个村庄依然贫瘠愚昧，甚至比过去更加混乱无序。
我非常喜欢电影结局的处理，没有痛快淋漓的复仇杀戮，告状的母亲死在路上，愤怒的儿子定格在枪火喷射的瞬间，一切戛然而止。 那些群体做过的恶被轻易掩盖，某年某月，烧死的寡妇，只是乡间微不足道的轶事，散落在稗官野史与乡野笑谈中。没有英雄侠客，没有天理循环，被牺牲的人命，发不出振聋发聩的喊叫，但哀怨的控诉却在这片土地上徘徊不散。
我们看着电影里荒诞的故事和人物发笑，又对照某种人性的真实而默然失神。电影的故事只讲了一方小天地，但见微知著，留给观众的思考，却不止那个村庄、那个年代而已。所以电影的名字用得讲究，“荒城纪”——它不仅是留存于个体的“记”忆，更是见证和封印了一个时代，关于家国民族的“本纪”。忘或不忘，喜或不喜，它都醒目地矗立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