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敌众我寡，奈何而可？”
咎犯对曰：“臣闻蘩礼之君，不足于文；蘩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
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 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 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
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不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孔子闻之， 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于崤。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
1、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
2、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
3、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