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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唐朝素以开放著称，就连统治者的称呼也很别致。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接受四夷君长的请求，开始自称“天可汗”。也就是说，唐太宗从此有了双重身份，在唐朝臣民面前，他是“皇帝”；在四夷君长面前，他又是“天可汗”。
唐太宗
“可汗”最早出现在鲜卑语中，自郁久闾社仑建立柔然，自称丘豆伐可汗后，可汗正式成为北方游牧民族首领的称呼。柔然人败亡后，代之兴起的突厥人继承了可汗的称号，并把它传播到内亚各语言和各族群的政治体中，使“可汗”的称号流行开来。
唐太宗愿意接受“天可汗”的称号，是他对少数民族开明态度的外在表现。就如何看待少数民族问题，唐太宗曾说过“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
唐朝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王朝，正在于它对少数民族的包容态度，而这种包容态度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华夷之辨的产生
华夷之辨是指区分华夏族（后来的汉族）和夷狄（散居在汉族周边的少数民族）的一种方式。孔子曾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是他在礼仪、文化、服饰方面区分华夏和夷狄，当然，孔子强调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统。
孔子
秦汉时期，中原与匈奴关系紧张，华夷之辨开始盛行起来，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许多儒生看来，匈奴人“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没有仁义的观念，也没有廉耻的观念，因此形同禽兽。
随着中原与匈奴的交流日益增多，彼此了解加深，少数接受汉化的匈奴人开始进入中原，踏入仕途。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金日磾了，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后因父亲被杀，没入汉廷。在因缘巧合之下，汉武帝启用了金日磾，金日磾曾徒手擒获刺客，救过汉武帝一命，被誉为忠孝之人。汉武帝驾崩前，把太子托孤给金日磾，金日磾因此以异族的身份成为辅政大臣。金日磾家教有方，他的子孙后代世代为官，在朝廷显赫一时。
然而，金日磾毕竟只是少数，“华夷之辨”还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经历汉末三国的战乱后，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这些少数民族汉化不彻底，在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上与中原人有着难以消解的矛盾，这就导致了西晋初年的少数民族起义不断。
为防止事态扩大，江统向朝廷上奏《徙戎论》，希望朝廷能意识到氐、羌、匈奴等族“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的事实，并建议朝廷“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但是朝廷无所作为，加之八王之乱爆发，这导致西晋统治瓦解，氐、羌、羯、匈奴、鲜卑等族纷纷走向独立建国的道路，造成北方战乱不休，历史由此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华夷之辨的消失
五胡争霸中原，固然带来了极大地破坏，同时也考验着他们。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他们想要在中原立足，不能光靠打打杀杀，还要想法适应中原的生活，赢得百姓的支持，方可巩固自己的政权。
五胡治理国家时，普遍使用“胡汉分治”的方式，即对汉人实行汉制，而对胡人实行大单于制，保留了传统的部落制。在国家制度的框架下，五胡的统治者于是具有了双重身份，故而他们在选择称号时兼称汉式的“王”和胡氏的“大单于”。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时自称“赵王、大单于”，氐人苻健建立前秦时自称“天王、大单于”，羌人姚苌建立后秦时自称“万年秦王、大单于”，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夏国时亦自称“天王、大单于”，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五胡的统治者正式称皇帝后，他们会把“大单于”的称号授予继承人，以继续实行大单于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