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明朝的疆域是件相当困难之事，因为明朝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尚没有领土主权的概念。
在明朝人眼里，明朝代表的是整个世界，也就是所谓的天下。理论上讲，它的主权覆盖全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按照传统的观念，明朝的世界分五个层次（五服），第一个层次是天子直辖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第二个层次是土司羁縻区；第三个层次是藩国区；第四个层次是远怀区；第五个层次为荒蛮区。
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朝廷的都城北京，统治者是受天命眷顾的大明正德天子朱厚照，他住在紫禁城中，统抚万国，照看着这个永远不平静的世界。
现代人根据当今流行的主权理论，计算明朝的疆域面积，实际上很难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数据。
有人根据明史对其疆域面积的描述——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推算明朝的疆域面积大约为1200万平方公里。
有人则争辩说，明朝中后期的疆域大约只有350万平方公里左右。
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估算者依据的标准不一样。持论1200万平方公里者，计算的依据是明朝的直辖区与土司羁縻区；而持论350万平方公里者，计算的依据只是朝廷直辖区，即设置流官直接施以行政的区域，所谓两京、十三省（布政使司）。
明朝人的世界观，很容易被现代人嘲笑为一厢情愿，因为按照现代的主权理论理解，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对内具有最高权，即疆域内一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管辖；对外享有独立权与自卫权。也就是不论国家大小，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一国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
明朝人不承认国与国之间具有平等关系，在他们看来，国有大小之分，也有文明与野蛮之别。
在其世界体系中，中国是上邦，为最优等的国家。
其次是塞外的鞑靼与瓦刺，以及朝鲜、安南、日本。鞑靼与瓦刺能受到特别尊重，是因为他们力量强劲，又天生桀骜不驯，天子难以把他们制服；朝鲜、安南被特别看待，是因为他们的倾心向化，衣冠文物等同中原；日本被另看一眼，也是因为他们文明化程度较高，又是海东大国。
再其次被格外关注的国家，是与朝廷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小国，如哈密国、琉球国、占城国、马六甲国等。
明朝的天子，也就是皇帝，是个超国家的存在。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兼任中华上邦的国王。理论上讲，他有权干涉所有国家的内政；但在实际操作中，他需要权衡自己掌握的实力，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中国的皇帝不同于霸主。霸主是指一个国家凭借其强盛的实力，获得了支配或影响其他国家的资格。霸主的权力核心是力量，力量有它存在，力量衰它消亡；而且法理上讲，它与小国没有等级差别。
中国的皇帝则不同，他的存在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他是天命的眷顾者，至高无上，在法理上具有支配他国的权力；第二他必须同时兼任中国的国王。也可以换句话说，只有中国的国王，才有可能获得天帝的认可，因为中国被认为是人世间最为文明昌盛之邦；统辖蛮区的部族首领，不管力量多么强大，都不具备担任天子的资格，因为他们离真正的文明人还有一段进化距离。
作为天子，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具备竞争意识，因为他是人间至高的统治者，不应该存在竞争对手。但在现实中，有时天子也有竞争对手，比如在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时的南北朝以及两宋时期，世上就曾同时并存过两个天子，甚至三个天子。那种情况，一般被认为是非正常状态，现实生活有时毕竟要比理想的理论模型复杂。
作为上邦的中国，同样被认为不应该具有竞争意识，因为它是天下最为富强文明的地方，独一无二，所以只能施与——以物质救济他国，以文明之火照亮远邦——而不能平等地与他国做生意，或与他国在商业上进行竞争。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与边贸市场，理论上是对他国的恩赐，而非为了互惠互利；即便事实上取得了互惠互利的效果，官方也不会公开承认。
朝贡是体现大明朝世界秩序的一种形式，朝贡的接受者是君主，进献者为臣属，它的意义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体现了礼仪上的尊崇与政治上的服从。
朝贡圈大致按五服的标准划分，核心圈是朝廷的直辖区中国。这一区域内的人民除了给政府交纳赋税外，还需定期给皇帝上贡。税赋归户部收支，主要用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及军费开支；贡品归皇室所有，由皇帝设置府库管理。原则上，皇帝不能随便用户部的钱财，户部也不能随便用皇帝的钱财，两者如果发生账务往来，有时需要按借贷关系处理。
第二个朝贡圈子，指明朝的羁縻区，主要包括西南诸土司，以及辖今东北地区与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奴尔干都司，辖今西藏地区的乌斯藏都司，辖今青海及川西地区的朵甘都斯，辖今甘肃西部地区的东哈密诸卫等。
羁縻区分两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土司区，第二个等级为羁縻都司区。
朝廷在土司区设立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它们一般互不统辖——直属于中央或周边州府。宣慰司是土司中的最大单位，级别介于省与州之间，宣慰使的官职级别为从二品。
内地土司基本没有独立的主权，他们不仅要定期向皇帝进贡，有一些还需要缴纳赋税。它们与普通州府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土司区的官员虽为中央政府任命，但不为中央政府委派，他们一般由当地的土著首领担任。土司官员定职后，具有优先世袭权；他们虽然也定期或不定期地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但朝廷对他们的升降一般比对待流官慎重。二是，它们在辖区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朝廷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允许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习俗管理民事与司法，但一般不享有独立的自卫权。
明朝设立的土司，遍布西南地区的贵州、广西、云南等省，计有大小二百多个单位。另外，朝廷还在今缅北地区设置孟密安抚使司、木邦宣慰使司、孟养宣慰使司、缅甸宣慰使司，在今泰国的清迈地区设置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在今老挝北部地区设置老挝宣慰使司。
羁縻都司区的土著一般要比土司区的土著，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都司是朝廷的地方军事管理单位，全称叫都指挥司。在内地各省，它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并称三司，分别管理一省的行政、刑狱与军事。都指挥使司的上级单位是中央的五军都督府。
都指挥使司平日主要打理辖区内各卫所的事务，由此可见，朝廷对各个羁縻都司区的控制，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即便兼理司法、民事，权责也非常有限。
一般情况下，奴儿干都司、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的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军官，皆由当地的部落首领担任，而且可以世袭。他们必须统一接受朝廷的节制，并定期进贡，除此之外，基本上不需再负有其他义务。需要说明的是，正德朝时，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已经废弃，但原设于该区域的一些土著卫所依旧存在，
第三个朝贡圈子是亲密的藩国区，主要国家有东北的朝鲜，东南的琉球，南边的安南，西面的哈密。
这类藩国具有比较明确的臣属感，进贡比较频繁，与朝廷的关系比较密切。朝廷也视他们为重大利益相关者，对它们的关心仅次于内地郡县。
安南国在永乐年间曾一度被撤销藩国地位，改置为郡县。当地的豪杰不愿服从，奋起反叛，赶走朝廷的官员与军队，重新恢复为自治国家。不过，尽管他们与朝廷兵戎相见，杀得不可开交，可一旦获得自治地位，马上遣使请求皇帝册封。皇帝虽然无力阻止某人在安南国称王，但此人如果不经过皇帝的诏命认可，他就处于半非法状态。
第四个朝贡圈子比较特殊，他们虽然经常进贡，与朝廷往来频繁，但基本上不服从皇帝的权威，皇帝也无力对他们施加影响。明朝对这类国家的管理完全是防御性的，皇帝的权威只能体现在外事礼仪之上与官样的文件之中。
这类国家主要有草原上的鞑靼国、瓦刺国，东海中的日本国，西域的土鲁番国等。
这几个国家常常被定义为捣乱者，尤其是草原上的鞑靼与瓦刺，它们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远超过所有的属国——朝廷对他们基本不能要求什么，他们愿意进贡就进贡，愿意劫掠就劫掠，完全随他们的心愿。
尽管是实实在在的敌人，却不妨碍皇帝视鞑靼与瓦刺为臣属，因为在明朝这个大家庭中，不可能所有的儿子都孝顺，即便出现一两个冥顽忤逆的儿子，也不能算不正常。绝对和睦的大家庭是没有的，吵吵闹闹，不可能完全避免。
第五个朝贡圈子是与朝廷往来比较频繁的较远之国，例如西方的撒马尔罕国（即帖木儿汗国，核心区域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哈烈国（在今阿富汗附近）等；南方的真腊国（在今柬埔寨境内）、暹罗国（在今泰国境内）、占城国（在今越南中南部）、苏门答腊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爪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苏禄国（在今菲律宾境内）、马六甲国（在今马来西亚境内）等。
这些国家向明廷进贡，虽有一定的政治考量，更多的却是为了商业利益，因为他们每次进贡，一般都能得到皇帝的超额赏赐；而且，他们还能趁机与中华王国做生意。朝廷接受它们朝贡，主要考虑政治礼仪，所以有时对他们过于执着商业利益的行为不胜其烦，常常出台措施，限制它们进贡的次数与使团人数。
当然，这些国家与朝廷的政治关系也不可忽视，假如他们的国内发生变乱或遭到邻国入侵，到北京请求朝廷出面干涉的事情并不罕见。不过，朝廷自宣德之后，就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干涉的意愿不是很强烈，有时为了颜面，也仅仅是下诏要求作乱者或侵略者停止他们的不法行为，却从不直接出兵，或者像汉、唐那样，借助天子的权威，派员持节组织属国联军干预。
明朝本有许多机会扬威域外，可最终都放弃了。葡萄牙人与跟随其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能在东南亚诸岛上自由行动，就与朝廷的不作为有关。假如当时明朝坚决履行自己的义务，给马六甲、苏门答腊、苏禄等国提供支持，这些刚刚崛起的西方海上强国，将很难在那里为所欲为。
第六个朝贡圈子是与朝廷往来比较生疏的遥远之国，例如天方国（在今阿拉伯半岛）、古里国（在今印度南部）、麻林国（在今肯尼亚）、拂菻国（即拜占庭帝国）等。据史籍记载，这类国家有六七十个之多，它们与明朝几乎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谓朝贡，主要是为了商业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