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如此恼怒孟子
首先，这要从对儒生首鼠两端的朱元璋身上找原因。在朱元璋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既重用佛、道，又时而杀戮和尚、道士。对儒家、法家等也是如此，虽然他经常大骂李斯、韩非等法家，但他治国思想的精髓又多是从法家著作中生吞活剥而来的。他一向标榜孔、孟，言必称三代，儒家思想似乎是他的惟一旗帜，但他在骨子里又实在看不起儒生。
明朝建立之初，不仅治理地方需要大量人才，而且南京中央政权也需要一批文人学士，朱元璋对于罗致治理天下的贤才包括元遗民，还是曾表现出相当的耐心与真诚的。对于一些早期投奔他的读书人，如宋濂、刘基、陶安等，他也一度都非常信任。建国前后，对他们也曾给以特殊优待。如把刘基看成是自己的诸葛亮、张子房（良），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之为先生，这算是皇帝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了。
但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对于“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灵魂的存在，是一百个不情愿。洪武二年（1369），他就曾下诏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大哗。经过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得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于是几年之后，便把这一腔的无名之火发在了孟子老先生的头上了。
其次，要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原因。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民本”思想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还认为，天子若不能保民，天下之人就可以得而共诛之。所以，孟子并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姓一人。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为了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天子就必须实行仁政，爱护人民。
生活于战国战乱不休、杀人如麻这种乱世之中的孟子，能有这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些思想火花，对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来说尤其刺眼，因此厄运也就必然地降落到孟子的头上了。
事件的始末和结果
罢全国普遍祭祀孔子的问题最终没能执行，朱元璋本来就一直耿耿于怀。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不经意之中又在翻看《孟子》，见那“民贵”，“君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及“霸道”、“暴君”、“一夫”之类的话，更觉得如芒刺在背。一边读，一边骂道：“如此荒谬之言，哪里像臣子说的话？”“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当天就命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的殿外，不得配享。并发狠地说，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
看到这个圣旨，满朝文武，惊恐不知所措。这时，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抗疏直言，为孟子鸣冤。朱元璋当然是愤怒异常，内侍把皇上动怒的情景描述给钱唐。钱唐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说罢，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袒着胸，抱着必死的决心，直向奉天殿方向走去。朱元璋终于退缩了。
第二年，冷静下来的朱元璋，就下了一道谕旨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算是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如此说来，钱唐对亚圣孟子可谓居功至伟，难怪后人对其赞不绝口了。
但朱元璋觉得这个孟老头实在有点讨厌，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什么“草芥”、“寇仇”；什么“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什么“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这些真有点像是指着鼻子在数落自己。特别是《孟子》又是官定的《四书》之一，各级学校用来做教本，科举考试用来命题，这岂不把天下的学子们都教坏了？
至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孟子。既然配享不能动，我动你的书应该可以了吧。于是，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82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奉命后战战兢兢，经过反复揣摩，共删掉85条朱元璋感到刺眼的内容，保留170余条，成《孟子节文》一书。朱元璋立即下了一道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这部书）为本”。孟子配享的这段公案，到此才算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