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老师在最新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词：苟且红利。意思是虽然看起来所有人都在做事，但是其中有大量的苟且者。你只要稍微比他们往前一点点，就能享受到的那个红利，就是苟且红利。别人的苟且，成就了你的努力。所以苟且红利准确来说，应该是不苟且红利。
“苟且红利”，是何帆老师在《变量2》中提出的概念，其实在别人不认真的时候，你只要认真一点点就可以获得红利。
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但是知易行难。
在别人还在粗放型生产的时候，次品也还有专柜的时候，海尔敢于砸冰箱，就必然收获苟且红利。
现在觉得德国产品质量好，但在1876年世界博览会上，对参展的德国商品曾经的评价是“价廉而质劣”。为了防止德国货浑水摸鱼，1877年英国还要求在所有从德国的进口商品上都必须注明德国制造的字样，这也是made in制度的起源。德国人知耻而后勇，才成就今天德国制造的美誉度。
就拿战后甲壳虫汽车的生产为例，即使在这款汽车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德国人也偏执地追求着品质。首席执行官会亲自阅读技术检验报告，确保有人在某处发现的一个碰撞噪声不会再重新出现。
想要追求品质，无非是不妥协。
华为手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任正非也曾经要求将一货柜的手机全部碾压成碎片。
苟且红利其实就是来自于不苟且，它体现的不仅是态度，也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这些年来华为在聘请咨询公司上花了几十亿美元，建立了整套的管理规则体系。
以规则的不确定性来应对世界的确定性，最终建立了以奋斗者为本、以客户为中心，能够在灾难中逆行的华为铁军。
任正非说从IBM身上学会了爬树。
很多时候产品的问题其实主要出在管理层，华为会将为了补救某些不合格产品所产生的机票打包发给他们的管理层，以作为“奖励”。
我们都习惯了京东、顺丰的快捷送达，在行业中拔得头筹，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为此在库房、人员、信息化管理方面的投入，以及刘强东每年都要亲自送一次快递的付出。
亲临一线才能体会管理流程的问题。
其实要求检察长、法院院长办案也是一个意思，如果只是搞搞审批，挂名办案，又怎么能体会到司法一线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领导去了一次看守所提讯，等得时间太长了一点，就说我再也不来了，这又如何能够获得司法的苟且红利。
苟且红利还来自于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对现状不满足，并敢于做出改变。
乔布斯的精益求精是出了名的，不但对外观有着极致的要求，螺丝钉都要抛光，因为要体现禅意还要求去掉散热器。他还会从用户角度考虑问题，最终制造出一个能装一千首歌的“随身听”，并进而创造了智能手机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粗放型经济已经开始向品质经济转变，苟且红利就是一种转型升级的红利。
很多企业跟上了这个潮流，但是很多公共性机构却掉队了。
这是当下最应该反思的问题。
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直接决定了公众的福祉，也决定社会经济的基本环境。
实际上，地域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人才、资本、技术都在流动。
各个地方比拼的就是公共服务水平哪里更高，资源就会向哪里流动。
哪里的环境更好一些，哪里自然就可以吃到经济重心转移的红利，从而促进一个地区的整体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否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要想打破恶性循环，就必须尽快提升公共服务品质，而且还要好到超出一定的预期，而且去是实质意义的改进，才有可能会逆转循环的方向。
这次的危机应对，其实也是地方公共管理能力的一次比拼，谁能吃到苟且红利大家都看在眼里。
公共产品的质量不仅是态度的问题，也有背后的规则体系的问题。比如论文问题，为什么在疫情的当下要抢着发论文，大家都知道人命关天，是不是有平时发难度比较大，需要趁热度和数据优势赶紧发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职级晋升过分依赖论文这一评价维度的问题。其实这也不仅是医学领域如此，是不是很多学术领域都有类似的问题。更进一步说，那就是我们评价体制到底会让什么样的人可以脱颖而出？这也决定了公共产品的品质。
还有疫情信息汇总采集的问题，虽然现在有疫情监控系统，但是还是需要人工额外填报，必然难以避免人为干预，导致数据存在不及时或者准确性的问题。应该采用直接从诊疗系统后台数据自动提取的方式，在无干扰、无人工介入的情况下提取汇总才能提高系统的早期预测能力，另外还有必要将数据汇总终端开放给多个管理条线，从而可以避免数据垄断，形成预警的竞争性机制。
每一次反思、每一次批判、每一次的不妥协，才会让我们收获一份苟且红利。
我们不得分，病毒就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