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英]加亚·文斯著，贾青青 / 李静逸 / 袁高喆 / 于小琴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9月版，69.00元
人类到底是什么？人类究竟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时代，人类能够预测到的未来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虽然这些早已是老问题，但是在今天有了更为紧迫的思考与论述诉求：高度全球化语境中的疫情、气候变化、环境问题、社会体制经受的动荡与考验等变化态势促使更多研究者严肃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
在近年有关人类如何从森林古猿进化到今天以及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科普性质著作中，英国科学记者、作家加亚·文斯（Gaia Vince）的《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书名原文：Transcendence: How Humans Evolved through Fire, Language, Beauty, and Time，2019；贾青青等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9 月）不仅带来了来自多学科研究的许多新成果，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有较强阐释力和包容性的关于人类进化史的认知框架。聚焦在人类进化的关键驱动力这个核心论题上，作者提出是基因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三种过程的协同与综合作用，她称之为“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它们互相强化，使人类与众不同 —— 既能在不断变化的宇宙中生存，又能推动自身的变化。人类已经脱离了其他动物的进化轨迹，变得更加伟大、更加非凡。”（前言）就是这三位一体的协同进化作用将猿转变成为人类，使人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力量。而在这三者协同进化过程中，则是火、语言、美与时间这四种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认知与阐释框架与以往的相关理论阐释比较起来，一方面是更为明确地突出了进化过程中的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在某些视角上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比如把“故事”“美”和“时间”作为概括文化进化过程中的关键概念。
在类似人类进化这样的“大历史”、大叙事中，对关键性因素的揭示和阐释既是一种知识生产，同时也是研究者从不同学术与思想背景中出发的思想探险。为该书中译本作推荐序的中国学者赵世瑜和王笛分别提到了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 一部新的世界史》（吴象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和英国学者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 （Jacob Bronowski）的《人之上升》（任远、王笛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两部著作也正好是我多年前在教学中向学生介绍过的参考书。不言而喻的是，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之中的确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氛围与作者专业背景的差异。对比起来我觉得加亚·文斯更重视文化体系中的认同、冲突、交流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与当下全球化语境中的发展景观与未来预设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她认为现在正是探讨人类的基础性问题的好时机，“我们在群体遗传学、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这些进展使我们对人类历史有了新见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物种进化过程的理解”；“现在，所有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临界点上。文化、生物和环境相互作用，正在高度合作的人类群体中创造一种新生物——人类正在成为一个超有机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全能智人，简称全能人”。（前言）该书在2019年出版之后没多久，新冠疫情作为一个真正的临界点出现了，控制与失控、生命与自由、公共安全与经济运转等态势的临界点，伴随而来的还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老问题中的新发展，对于作者不无乐观地命名的“全能人”和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阐释框架构成严峻的挑战。
在作者提出的火、语言、美和时间这四个驱动人类进化的关键因素中，火和语言是我们曾经在“劳动创造人类”的进化论叙事中就比较熟习的，但是加亚·文斯却仍然对这两个关键因素提出了新的阐释。她在“前言”中对火和语言的作用和意义给出了概括性的表述：“‘火’部分描述我们如何为自身的能量消耗找到外部资源，突破生物极限，拓展身体能力。‘语言’部分研究信息在人类成功进化中扮演的角色：语言帮助人们准确地传递并存储复杂的文化知识，进行思想交流。语言是一种社会黏合剂，用共通的故事将人类连接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未来，让我们依据社会声誉分辨出谁更值得信任。”第三、四、五章讨论了火的问题，结论是“掌控火种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地球生命的转折点，因为它是让地球迈向新行星之路的第一步”。（74页）但是我认为在具体论述中却时有失焦之感，对人类如何学会生火与保留火种的历史过程语焉未详。美国生物学家斯蒂芬·J·派因（Stephen J. Pyne）以研究人类与火的关系著称，他的专著《火之简史》（梅雪芹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的前四章聚焦于进化史意义上的火与人类的关系，有许多微观研究的论述。另外，美国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开创者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1983年与一位年轻学者合作的《普罗米修斯之火》（拉姆斯登、威尔逊著，李昆峰译，三联书店，1990年）中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思想。加亚·文斯在她关于火的论述中没有提到和参照他们的研究成果，令我感到有些遗憾。但无可否认的是，她关于火与转移能量消耗的成本的论述则是新的视角和论述。
在关于“语言”的研究中，文斯首先论述的是“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王笛教授在推荐序中也特别强调“文斯的这本书给我们解释了人类的故事为何如此重要”。文斯从澳洲原住民身上涂绘的油彩、年轻人用迪吉里杜管演奏的音乐、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歌径”（songline）以及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 Chatwin）有关“歌径”的开创性研究作为切入“故事”这个主题的引子，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人类学视角。说来真巧，2000年春我跟随广州“大地行”节目摄制组前往澳大利亚进行一次命名为“穿越梦幻大地”的自驾车探险采访，从澳洲最北端的城市达尔文市驱车一路南下，在澳洲大陆中央的“爱丽丝泉（Alice Springs）的丛林地带拍摄和采访了当地原住民的狩猎、采集、野炊和歌舞等活动。在林中空地中，身上涂抹着白色油彩的青年吹着迪吉里杜管，上身画着白色图案的妇女在唱歌跳舞，舞蹈、歌唱与图象的语言共同表达处一种极为原始、纯真的生命律动。这就是布鲁斯·查特文在他的《歌之版图》（The Songlines， 1987；李丽熏译，季节风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说的 “songline”，主要包含有以歌唱“创世”、以歌唱认识世界、维系族群认同和守护世界大地的基本观念。以歌声讲述自己人的故事，后人只要记诵吟唱这些歌，就可以找到漫游全国的路径，可以联系散布在各地的族人。在地图上，查特文指出这条“歌之版图”的主要路线是由北向南，越过整个澳洲大陆。恰好这也正是我们考察队驾车行进的路线。仿佛是心灵的感应，这一路上我们听得最多的是土著的吟唱和“迪加里杜”低沉而缓慢的乐音。（李公明《大地·吟唱·版图—— 追寻澳洲土著的“梦幻路径”》，原载《万象》2000年11月）
澳洲原住民妇女
吹奏“迪吉里杜”的原住民青年乐师
在跳舞前涂绘油彩的原住民青年（2000年2月于澳洲中部爱利斯泉附近沙漠边缘地区，李公明摄）
加亚·文斯认为，在澳大利亚每个原住民部落的“歌径”中讲述的故事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法律条文、礼节仪式、权利义务、祖先神灵和山河风光，因此是“故事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社会，甚至改变了我们和环境的互动。故事拯救了人类”。（79页）“故事也是一种传播新观念或行为的有效途径，能让有抵触情绪的人更快接受，从而加快不同社会和制度的文化进化。”（94页）她还指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或压抑的关于“故事”的维度：“故事及其包含的信息很难被操控和破坏。信息的分散让那些‘反动’的信息得以保留，赋予弱势群体力量。”她讲述的例子是“兰代”，阿富汗的一种诗歌体裁。人们匿名作诗，主要讲述性爱和女性解放等在极端保守的阿富汗属于禁忌的故事。兰代在普什图女性之间口口相传，“用你的炸弹背心拥抱我／但不要说我不想给你一个吻”。“故事让人们可以涉足危险的政治或社会领域，比如会给世界带来变革的女性或奴隶解放。”最后她说， “故事”这个词在很多语言中的含义等同于“历史”。“通过故事，我们发展出了关于民主、爱国等观念意识，并把这些观念传播了出去。”（95页）因此，正如王笛在推荐序中所讲，如果某位位高权重的酋长为了个人目的，要把族群中某些他不喜欢的记忆、故事抹去，这个部落就可能绘遭受致命打击甚至灭绝。抹去故事、消灭讲故事的人，这对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从人类进化史来看，常说的讲述故事、讲好故事，可以在两个层面理解其应有的涵义：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中讲好人类的故事，二是在区域的、国族的历史记忆中讲述普通人的真实故事。
该书第九到第十一章讲述“美”的问题，其核心论述是美与艺术“不仅促进了文化物种形成，推动了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部落文化的形成，而且促进了资源、基因和思想之间的联结”。（前言）她从远古时代就出现的人工装饰品谈起，最重要的论题就是人类对美的思考和创造成就了人类自身，使人类创造了意义、社会价值和认同感——“美通过它的表达给了我们目标，甚至让我们不朽。美虽是主观创造，却促进了人类进化。”（162页）这无疑让人从新的角度思考席勒的那句名言“啊，人类，只有你才有艺术”。以人为中心、以美与艺术为展开视角的综合性研究，比较成功的是多年前由法国学者Elisabeth Azoulay任主编、著名的法国科学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任学术总监的《十万年的美》（100000 Years of Beauty，Gallimard，2009 ）。这是一部立意颇为独特、结构甚为宏大的著作，该书的中心主题是通过人体这一媒介，论证人类对美的追求在所有文明中从未间断。作者来自三十五个国家，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哲学、历史学、博物馆学和心理学等二十个学科领域的三百多位专家。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以“美”为中心的著述在价值观念上也蕴涵着政治性的叙事：从史前开始，美就被用作一种标志性的符号以区分和建立等级制度，在整个古代时期则与国家政权的美学霸权息息相关；到了现代，则与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极权主义等事业紧密相联，而在对于未来的展望中也透露出“美”在人类学视野中的政治与道德考量。加亚·文斯在她的论述中也谈到纪念碑和符号艺术等体现了等级制度与社会规范。无论如何，必须把对美的探索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德沃金强调的“对平等权利的关怀与尊重”联系起来，这是美在社会进化意义上的重要价值。
在面向人类未来的视野中，加亚·文斯是乐观主义者。她看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法西斯主义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数百万人因为战争和暴力逃离居住地、全球在预防环境灾难方面的不作为……“尽管人类科技越来越精进，但我们似乎无法避免重蹈覆辙，让错误不再重演，这一切就仿佛人类的文化算法有缺陷一样。”但是她认为“悲观和绝望有很多缘由，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视角问题。我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因此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细枝末节对我们来说却是史诗般的大戏。然而，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看，渺小的人类只是变革海洋中的微波，……我想知道这些高峰和低谷是否是更伟大的进步的一部分。我们可能正奔向某个更宏伟、更美好的时代。在黑暗时代，要牢记人类的诸多善举和个人勇气，正是这样的勇气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社会的巨大变革。”（312页）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是如此非同寻常，集体文化的迭代将我们带去未知的领域，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我们希望它也能带给我们解决方案。毕竟，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313页） 我想到的是，这既是“大历史”叙事通常坚守的信念和责任感，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每个成员的激励——的确，只有我们才能拯救自己。美国生物学家克里斯多佛·威尔斯在他的同类性质著作《人类演化的未来——普罗米修斯后代》（王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的结尾中说：“我们的物种正朝向伟大的同时也是危险的时刻。……一个真正生态的灾难可能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367页）布洛诺夫斯基在他的《人之上升》的末尾一段说：“我们都感到害怕——为我们的自信，为未来，为这个世界。”但是他最后还是相信，“个人的义务、智慧的天职和感情的承诺，合而为一，促使人类不断上升”。（308页）但是，当我重新翻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的最后一页，发现沿着黑格尔哲学的视角看人类进化的未来，所获得的精神慰藉完全不同于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黑格尔说：“‘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469页）这样来看人类进化的未来，还有什么需要悲观的呢？
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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