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站在当年案发现场楼下。
张杰的各种证件。
张杰正在画虎。
张杰画的老虎。
老虎
收到判决书后的那几天，张杰画老虎更疯狂了。入伏后，开封的天气闷热，他居住的旧城区正在翻修道路，空气里混杂着尘土和水泥的味道。家里客厅没空调，有时他一整天都伏在餐桌上作画，肘下垫着收集来的超市促销页和男科医院广告，这些油光的纸张被汗水浸透，磨损掉色。
第一次到他家时，我很难确定眼前是不是一间真正的客厅。因为房子在整栋楼的拐角处，“客厅”呈三角形，除了一张焊接过桌腿的餐桌、几把简易的凳子外，再也装不下别的物件。
他在客厅墙上围了一圈铁丝，用来挂画。房间太小，画的老虎又太多，只能层层叠叠地挂着。偶尔一阵风吹来，“老虎”呼呼啦啦地飘起来，横的、竖的、凶狠的、温顺的，还有看起来“呆头呆脑”的习作翩然显现。
最外层的新画上，右下角都多了两个篆字章印。官司胜诉后，他花60多元钱刻了章。他自豪地介绍，两方印章，一方是“见义勇为者”，另一方是自己的名字。
盖下这块“见义勇为者”的印章，他等了24年。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1996年4月一个下午，21岁的张杰骑车去离家不远的迪士高舞厅，撞见5个流氓欺负两个女孩，他出面劝止却遭报复挨了4刀。
事后，两个女孩消失不见，伤人的歹徒也没抓到。谁也不相信，平时被大家戏称像“小妮儿”（河南方言，指女孩）的张杰会那么勇敢。缺少见证的“见义勇为”逐渐成了空谈、牛皮，变得越来越飘渺，最后只存在于他和父亲的争吵里、他深夜的梦中。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其中一个被救女孩的下落。辗转寻找后，他再次出现在对方面前。时隔20多年，当时的两个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中年，张杰想听到问候和感谢，却没得到任何回应。
心中压抑多年的委屈、愤懑终于爆发，这之后，张杰决意要为自己正名。去年10月，他把这个当年获救的女孩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他因救人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金额为10元。
今年6月，他胜诉了。接下来几天，他没日没夜地画老虎，送给采访过他的记者、前来慰问的企业家，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每幅画都盖上“见义勇为者”印章，他说灵感来自他钟爱的电视剧《水浒传》，“打虎者武松”是他心中的一个英雄。
现在，他也几乎成了一个英雄。官方对他“见义勇为”称号的认定还在申办流程中，当地媒体已经把他的照片放到头版，占了整个版面，标题是《英雄不哭》。采访期间，我碰到一家企业登门拜访，他们站在张杰家逼仄的客厅里，嘴里不断强调着此行的目的——“向英雄致敬”。
我无法确信他能否被称为一个“英雄”。他缺少上进心，甚至有些懒惰，喜欢怨天尤人，因此我一度怀疑他“见义勇为”的真实性。至少，他与我心中“英雄”该有的样子相差甚远。
他的缺点太多，以至于会让我忽略掉他的善良，忽略掉他比很多人更有正义感，更勇敢。数日以来我听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太不容易了”。
家
到开封的第一天，张杰和我约在大相国寺门口见面。在道路随意延展的老城区，他实在无法提供自家的具体位置，这些家门口的千年古迹是最好用的路标。
张杰的体型算得上挺拔，一米八多的个头，肩膀厚实。因为脖子有些前伸，再加上下身那条略显肥大的米色休闲裤，他整个人看起来竟有几分瘦弱。裤子有松紧带，但他还是扎了条皮带，深色T恤塞进裤腰，没有太多皱褶。
只要出门，他就会戴上一顶鸭舌帽，用来掩盖已经谢顶的脑袋。天气太热了，他不一会儿就要从裤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手帕，摘下帽子，擦拭头上的汗珠。
从大相国寺门口出发，穿过一条热闹的巷子，在一棵大榆树下拐弯，就到了张杰家。他边走边向我介绍，这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巷子，原本是条河，北宋年间两岸青楼林立，胭脂粉黛把河水都染了色，所以叫胭脂河。
如今，这条街汇集了早餐店、肉铺和干菜店，几个老板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摇着蒲扇，等待顾客上门。裁缝直接把缝纫机搬到门外，戴着眼镜头也不抬地赶制衣裳。
巷子的另一侧是一处考古现场，换上破碎锤的挖掘机正在叮叮咣咣地拆除地面上的建筑。
张杰的房子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楼下小花坛边上总有几个老年人，坐着或躺着，有时遇到熟悉的大爷大娘，他们会主动跟张杰打声招呼：“上班去啦？”
“是嘞，是嘞。”张杰笑着回应。
实际上，他现在并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把手机号挂到网上，注明可以承接“家具安装维修”业务。但来电寥寥，至少在我采访的4天里，他没接到一单生意。
他家到处都是一个独居男人的生活痕迹：整套房子没有任何装修，除了客厅，还有3个小房间，其中一个是他的卧室。阳台上堆满了杂物，遮住了大部分阳光。天花板上的灯泡电线太长，胡乱地卷成一团，垂在半空中。最靠里的房间算是“第二客厅”，摆了张双人沙发，上面覆盖一层薄灰。另外一间屋子用来堆放杂物，找不到下脚的地方。
还有一些痕迹没能抹掉：客厅门后面贴着一张小孩子的身高表，最高的刻度是160厘米。再往上，有一个蓝色的卡通猫头鹰钟表，是这屋里难得的亮色。
家里唯一像样的装饰品，是挂在过道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那是张杰结婚时，父亲送他的礼物，“专门向人求的”。装裱过的书画镶在玻璃镜框里，有半扇门大小，上书两个刚劲的大字：勤奋。
“可能是他觉得我不够勤奋吧。”张杰坐在客厅餐桌旁，背对着那两个字说。
“那件事”
他把自己的“不够勤奋”归咎于那场事故。事实上，在他看来，自己的一切失败和不如意都与1996年的那个下午有关：“有个词叫‘蝴蝶效应’，那件事就是蝴蝶呼扇的翅膀。”
不只是人生，他的记忆似乎也被那场事故分割。越靠近那个下午，记忆就越清晰，他也更愿意提及。至于“那件事”往后20多年的生活，他更愿意一语带过。
“那件事之后呢？这20多年你过得怎么样？”一次谈话中，我忍不住打断他已经重复多遍的关于那天下午的描述。
“这不重要，也没啥意思。”他被我从激昂的状态中拉出来，一瞬间面露愠色。
从他反复的讲述，以及法院的判决书中，我拼凑出那个1996年下午的样子。1995年职高毕业后，张杰接了母亲的班，去印刷厂工作。出事那天，他正在轮值夜班，白天都是空闲时间。
当时他的一个表哥跟人合伙开了一家“迪士高”舞厅，在那个年代，这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娱乐场所之一，张杰说他也去过“四五次”。出事的那个下午，他和之前一样，骑车去舞厅“听歌”，准备去打发掉无聊的时光。
在另一个版本里，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当时舞厅的保安说，张杰那段时间是在舞厅“帮忙”，他不领工资，人多时卖票，人少时负责维持秩序。
后面的故事都一样了：舞厅在2楼，张杰到门口后，刚在外面的椅子上坐下休息，一个惊慌的女孩就从舞厅里跑出来，急迫地向张杰求救：里面有流氓在欺负女孩，“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多年以后，张杰无数次回忆起这个场景，悔恨如影随形地折磨着他。他曾后悔当时的选择，这个“糊里糊涂”的决定成了他痛苦的起点——他说不清当时为什么就跟着女孩走了进去，“可能是当时太年轻，个子又大，没怕过谁”。
事情就发生在舞厅门口，刚进门，张杰就看到一个男人正掐着一个女孩的脖子，左右各来一巴掌，周围几个围观的男青年默不作声。女孩已经毫无反抗之力，“头一耷拉，像个鹌鹑”。
看到只有一个流氓，张杰多了些底气，出面“喝止”了这场正在进行的作恶。
当年受害女孩的询问笔录证实了这一幕，她把张杰当成了舞厅保安，在她的供述里，这是个短暂的过程。
“你干啥？”张杰问。
“没干啥。”打人者说。
“没干啥她怎么哭啦？”
对话时，打人者松开了掐着女孩脖子的手。张杰这时才发现，周围那几个“围观青年”和打人者是一伙，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几个人一哄而上，对着他一阵拳打脚踢。
已经吓坏的女孩趁乱逃出了舞厅。张杰也想逃，他冲出门口，但被人从背后抱住。他看到有人拿菜刀朝他脑袋劈来，下意识闪躲，菜刀落在了他的右肩上。来不及反应，另一个人握着匕首扎向他。后来他才知道，匕首扎了他3刀，都在左腿上。医院的手术记录显示，最深的一处刀伤达到了8厘米。
强烈的求生欲让他忘记了疼痛，甚至短暂丧失了一切感觉。他挣脱凶手，拼了命地往外跑，舞厅300米外的警亭是他迫切想要到达的庇护所。
高中时，他曾是学校田径比赛的亚军，但记忆中那300米却无比漫长。他跑下楼梯，穿过一条马路，绕过一条河。到达终点时，他伸手去握警亭的门把手，但眼前一黑，世界安静了。
老实人
痛感在17个小时后到来。因失血过多，他昏迷到第二天上午才苏醒。
伤口愈合得很快，但他说身体的疼痛从未消失。进入中年，他的左小腿经常无缘无故地浮肿，他因此拒绝从事一切重体力活。
印刷厂的效益不好，张杰从2000年开始就处于半下岗状态。他找了份交警队的工作，负责信号设备的维护安装。两年后，因为“身体顶不住”，辞了。
“就这天啊，让我挖坑、抹水泥，谁受得了。”有天他和我一起坐在出租车上，车内空调很足，他忽然指着路边的信号灯抱怨。
离开交警队后，他结了婚，和妻子一起做家具生意，“每年收入三四万元，就当领个工资吧”。这段10多年的经历，他不想多谈。从他简短的描述里，我大概理解，这应该是段相对平静的过往——有了家庭，女儿呱呱落地，“那件事”似乎被忘掉了。
我去找了他的母亲。老人告诉我，张杰没有做过家具生意，而是在家具卖场送货，没干太久就因为“腰疼”歇着了。他还在超市卖过猪肉，但因为嫌味道“太腥”，也放弃了。
张杰的母亲今年74岁，但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衰老。她的背弯到几乎与地面平行，走路时要扶着手推车。
我在小区找到她时，是一个就要下雨的午后。她一个人坐在小区园子的长凳上，因为患过脑梗，说话有些虚弱。她有两个孩子，张杰是老大，还有个40岁的小儿子，至今未婚。房子是老家属院的拆迁安置房，她和小儿子一起居住。
大部分时间我俩都沉默地坐着。她总是看着前方，显得有些惆怅。关于张杰刚刚打赢的官司，老人似乎并不在乎结果：“你说他打啥官司，跟人争啥。”
谈及生活状况，她叹了口气说，自己现在还要买菜、做饭，总是操作不好电梯。小儿子时常对她发脾气，自个儿都照顾不好，还要养只猫。她抱怨张杰虽然隔三差五会来看她，但是每次都是“吃完饭就走”。
“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她回过头看着我，缓缓地问。
我安慰她，张杰现在了却了心事，一定会好起来，会慢慢步入……“他能做成啥？他啥都做不成。”老人打断我，语气里带着失望。她说自己现在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还要拿出一部分接济没有工作的大儿子。
一阵沉默后，她又心疼起了儿子。她不在乎张杰是不是见义勇为，只是为他觉得不值。“为啥要多管闲事，被人打成那样，差点没死。”
“他就是老实得太狠了。”最后，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张杰的失败、落魄，以及当初的“爱管闲事”都被她归结于此。
几天采访下来，“老实”的确是我能想到的最适合他的形容词。他的中学生手册里，班主任曾写下评语：“性格内向，建议多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高二时，他被评为纪律标兵。
“那件事”发生后，父亲曾提议找熟人过问下案子，但被张杰拒绝。他经常跑去派出所询问案子进度，得到的回复几乎都是“有消息会通知你”。
因为“老实”，印刷厂的工友没人相信他会“见义勇为”。他曾尝试向人解释，无奈被救的女孩像消失了一般，行凶的歹徒又没有一个归案。他越描越黑，人们更愿意相信，他身上的刀疤是“跟流氓斗殴”所致。
厂里的工作要经常接触油墨，下班后工人们习惯洗完澡后再回家。张杰怕人看到身上的刀疤，又引来议论，就等所有人都走后再去洗，结果传出“张杰有生理缺陷，害怕被人看见”的流言。他去外面的澡堂，又被人说放着免费的澡堂不用，到外面花钱洗澡，“脑子有问题”。
张杰说自己一直没有痛恨过那两个女孩，但至少在他被误解、被不被认可“压抑得喘不过气”时，曾“抱怨”那两个被救的女孩为什么不给自己作证，为什么不懂得感恩。
去年感恩节那天，他发了条微博：“看到感恩两个字，我很伤感。”
他曾在不同的报道中强调，因为这两个女孩，自己变得不再相信别人，不再想和外人接触。
上职高时，他学的是烹饪。出事前，碰到亲人朋友婚丧嫁娶，或者家庭聚会，他是当仁不让的“掌勺”。出事后，每逢大年初一，为了避开到家里拜年的亲戚，他都会在上午9点前准时骑车出门，到老城墙下走一走，或者去书店。
时间久了，连父亲都开始怀疑他。“你到底有没有救人？”父亲的疑问经常会出现两人的争吵中。
这样的质疑让他难以承受。父亲是他最崇拜的人：年轻时是空军战士，有着上千小时的飞行记录。他说那是自己永远达不到的成就。
老照片里，年轻的父亲穿着一身皮质飞行夹克，英姿飒爽。他把对儿子的期待写进了儿子的名字里——部队里有个战斗英雄叫王杰，张杰名字来源于此。
小说
再往后，张杰的封闭逐渐变成了自卑，“自己没什么本事，人家也看不起，去干啥。”
“你现在有几个朋友？”我问他。
他思考一会儿，掰着手指头一一计算，最后的答案是“三四个”。他2017年注册的微信里，只有10多个好友，其中大部分都是记者。
自卑、压抑的情绪最终在5年前爆发。那年母亲脑梗，家庭又出现变故。在一个人的房子里，他无数次想到结束。
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出口——写作。他写了一篇“自传体小说”，名叫《我的样子》。遗憾的是，在这篇两万字的“小说”里，他的样子并不清晰。他把一半篇幅都留给了自己的高中时代，扳手腕赢了体育老师、被暗恋自己的女生跟踪、数学考了全班第一——这是他认为最值得言说的辉煌。
虽然和他接触只有4天，但这些故事我听他讲了很多遍。大部分时候，我都不忍心打断他，讲这些时他总是很兴奋，又带着些自豪。
我喜欢他这个时候的笑容，看起来很天真，他咧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眼神里少了愤怒、忧愁。
“小说”剩下的一半内容，是“那件事”的前前后后。
还有些辉煌没写进“小说”里，他职高实习时，在开封一家著名饭店做主厨副手。有天饭店来了两个阔绰的客人，要求做点“特色菜”。那天大部分厨师都去了郑州考级，张杰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展示技术。
结果自然是客人满意而归，饭店经理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我无法印证这件事的真实性，但他至今仍能流利地讲出自己当时做的3个菜的名字：龙井鲍鱼、粿汁盘龙鳝、肉沫鲫鱼。
张杰坐在自家客厅里向我讲述这段故事，胳膊在空中比划，眼睛瞪得很大。一旁的厨房敞着门，“灶台”是一张老式课桌，上面放着一个电磁炉，沾满油渍。
很显然，他的厨艺缺少施展的条件。如今，方便面、馒头就咸菜是他最主要的食谱。
看到我对厨房和他的饮食感兴趣，张杰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混得确实不好，40多岁还一事无成。”他情绪低落，随后又来了精神，“都是那件事害的，没那件事，我的人生绝对不是这样。”
他对自己人生的理解让我困惑。他自卑、封闭，又不愿吃苦，45岁的男人还要孱弱的母亲养活。我甚至和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一样，也开始怀疑他不断重复的“那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为自己的失败、落魄寻找的借口？
一个真正“见义勇为者”怎么会是这样？
英雄
我去了当年承办案件的派出所，听说我是为张杰而来，一位民警马上打开了话匣子。
“我知道他，我们分局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他。”这位民警说，张杰为了自己的案子，把局长、指导员，到基层民警都找了个遍，“很偏执”。
她打开电脑，里面有个文件夹，专门存放关于张杰的资料，包括当年案件的调查情况、见义勇为申报情况……
她向我证实了当年案件的真实性，“基本确定救人的是他”，但是“案件太久远，侦破有难度。”
张杰说，像魔咒一般，先后两任承办他案子的民警都因故离开了警队。他自己也“调查”过案子，事情发生后，他一直等不来警方的消息，就开始寻凶行动。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事发现场楼下转悠，期待碰到一个不知道会是什么的线索。
幸运没有光顾他，案发现场很快恢复了日常的平静。半年后，他泄了气，接受了现实，老老实实上班、生活。
直到2018年，迟到了22年的运气才找到他。他终于得知当年被救女孩的名字，这一次，找到凶手的愿望比当初更强烈了。
他很快付诸行动，在听说一个可疑人物后，他坐上大客车去郑州一探究竟。
行至中途，两个年轻男性上了车，走到最后一排，坐在张杰身边。密闭的客车内空气混浊，有人塞着耳机闭眼靠在座位上，有人已经昏昏欲睡。其中一个刚上车的男人探出身子，缓缓把手伸向前座乘客的口袋。
这一幕，张杰真切地看在眼里。
另一个男人的皮包敞着口，似乎是故意让人看到里面的物品。张杰也看到了，那是把匕首。
张杰说那一刻，他想到了自己20年前的“见义勇为”。在无数个压抑的夜里，他曾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干这种傻事。他在女儿6岁时就带她去学跆拳道，“让她碰到危险时保护好自己”。
但他还是忍不住“多管闲事”。在滞闷的车厢里，张杰拿起手机，兀自对着话筒大声讲了起来。
“李队啊，你说的那个案子，人抓到没有？我马上到郑州了，一会儿去局里找你。”
小偷的手缩了回去，随后叫司机停车，和同伙一起匆匆离开。
张杰放下手机，长出一口气——他没拨出任何号码。
他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是个“好人”。接受我采访时，他努力思索着做过的“好事”。
去年，他在街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失主的身份证、1600多元现金，还有几张不记名的购物卡。对没有正式工作、经常以方便面和馒头果腹的张杰来说，这是个不小的“馅饼”。
钱包很鼓，他小心地把它装进挎包。回家路上，他陷入挣扎，走路“差点没撞到电线杆”。终于在快到家门口时，他败给了自己的“老实”。
“1600元是开封的基本工资水平，这个人可能是刚领了工资，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不能吞了它。”张杰一边向我展示钱包的照片，一边说。
“好事”是不常有的。前段时间，他又捡到一个大学生的学生证，后来联系到失主，加了微信，给对方寄了过去。
大学生表达了感谢，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张杰的事迹，“向英雄致敬”。
再后来，有媒体采访了张杰。报道刊发出来后，他说实在找不到跟谁分享，就把链接发给了这个大学生。
张杰一直对我说自己不是英雄，尽管这种说法可能带着谦虚，但在我离开开封时，我已经不再在乎他是不是一个英雄了。他是个“见义勇为者”，即使有时让人生厌。
分别时，我和所有记者一样，获得了一幅他的老虎画作。他说老虎代表勇气和胆量，那是他最想拥有的东西——他走出去、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7月29日 07 版）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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