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马晓翙
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六七十年代，是俄国社会的大变动时期。在这个时期，奥斯特罗夫斯基不仅写了大量的历史剧，从历史的深处去探索，而且作为现实主义者，他更注意俄国现实本身，写了数量更多的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剧本。
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贵族阶级走向没落，但封建残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势力很大，仍是阻碍生活前进的严重力量。俄国资本主义在发展，实业在兴起，金钱在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资产阶级的意识在向城市和农村的各个阶层传播与渗透。这一切正如列宁引用托尔斯泰在1877年写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句话所说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按列宁解释，这翻了一个身的东西，就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就是在英国实现了的资产阶级制度，它同资本的统治、金钱的作用、交易及其发展密切相联①。面对这种现实，托尔斯泰及其所代表的广大家长制农村的人们，是惶惑而不理解的。民粹派及一部分激进小资产阶级都闭眼不看俄国现实，不承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出现与发展，还在妄想俄国可以超越过资本主义，由农奴制跳跃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去。奥斯特罗夫斯基并不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但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比此时的托尔斯泰和民粹派要高明，他冷静地看到了现实的变化，在他众多的剧本里，反映了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产阶级的过渡以及这种过渡与矛盾在人们的关系与观念上的反映。当然作者对现实变动的反映，是逐步深刻起来，它有一种过程。在这个产生“悲观主义”的时代，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大量生活喜剧中，表现了人民所有的乐观精神。
在六十年代初，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巴尔扎明诺夫三部曲”的后两部《自己狗咬，别人少管》（1861）、《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1862）之中继续了莫斯科河南区商人世界趣事的老题材。轻薄、可笑、幽柔寡断的傻瓜巴尔扎明诺夫，梦想过享乐生活，到处找寻一位富新娘，结果总是碰上倒霉事，挨打、掉进阴沟、被狗咬，求爱老是失败。但傻瓜总有傻福，虽然可笑愚昧，但也常运气享通，甚至突然发财。
1863年，奥斯特罗夫斯基获得乌瓦洛夫奖金的正剧《谁能无过，谁能免祸》，也是商人家庭的故事，那里面婚姻的不幸，意义仍在反封建观念与封建势力对妇女的扼杀。这两类戏剧，基本上还是继续了五十年代戏剧的主题。
这年，奥斯特罗夫斯基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之后，针对现实写了剧本《艰难岁月》（1868）、《爱开玩笑的人》（1864）、《闹市》（1865）、《深渊》（1866）等等。到了1868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演出并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这开始了奥斯特罗夫斯基戏剧创作的新的一页或新的阶段。在此以前，他的剧作侧重在反封建，那些贵族、官吏和满脑子封建家长制观念的商人，都是农奴制“黑暗王国”的代表。从此以后，作者批判的对象多了一项内容，那就是自由派政客和自由资产阶级。这些在农奴制改革后的新时代所应运而生的新式人物，比之愚昧保守的封建势力，多了一层狡猾与伪善，多了一个金钱的支柱。奥斯特罗夫斯基描写了第二个“黑暗王国”的魑魅魍魉。
七十年代，是奥斯特罗夫斯基戏剧创作最繁荣的时期，不算历史题材剧本和同人合作写的剧本，仅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就有《来得容易去得快》（1870）、《森林》（1871）、《好景不常，盛宴难再》（1871）、《穷人暴富》（1872），、《迟暮的爱情》（1874）、《血汗饭》（1874）、《狼与羊》（1875）、《富新娘》（1876）、《真理固好，幸福更佳》（1877）、《最后的牺牲》（1878）、《没有陪嫁的女人》（1879）等等。
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中，展示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的转变，揭露了老的封建阶级与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更替和矛盾。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贵族阶级虽然仍不乏残酷、伪善、荒淫无耻的特点，但这类人物多是愚昧、落后、没有对应生活的能力，不少人是酒鬼、懒汉、寄生虫，在同新兴资产阶级打交道时，总以败北或降服告终。这些属于第一个黑暗王国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可笑的成份已多于可怕的成份，成为了历史的小丑。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显出了新的特点，一般说来，他们务实，有生活能力，精明而有进取性。金钱和才智是他们战胜旧阶级保守人物的有力武器。但这些人物，有着暴发户的贪婪、凶狠，他们庸俗渺小，精神枯燥而缺乏风趣。这些人都会冷静的计算物质利害，他们有强烈的占有欲和不择手段的无耻性。这些构成了俄国社会的第二个黑暗王国的中坚，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俄国戏到史上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典型，做出了巨大的艺术贡献。
奥斯特罗夫斯基描写第二个黑暗王国，同写第一个用法王国不同，它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并不在“自己人”之间揭示“顽固分子”的黑暗统治。而是在较广阔的生活领域写各阶级与阶层的矛盾冲突。剧本也写了婚姻、爱情，但社会冲突的倾向性是鲜明的。写第一个黑暗王国时，善恶报应和和顽固分子被惩罚是常出观的，而写第二个黑暗王国，那些魑魅魍魉却常获得成功。第一个黑暗王国的顽固分子，其性格主导倾向是鲜明的，作者强力的讽刺批判也使得观众与读者易于掌握人物性格。而第二个黑暗王国中的吃人的恶魔，却不是以赤裸裸的青面红发锯齿獠牙的形象出现的。作者按照生活的原貌，真实地揭示了这类人物的复杂性，他们对没落贵族、对弱小者、对事业、对女人、对艺术，表现出多层面的特点。有的表面是正面人物，骨子里却有凶残的一面；有的以历史进步的面貌来反对封建落后的东西，同时又表现出贪狠果敢的特点，如此等等。在艺术上，其中喜剧居多，围绕典型人物展示了五光十色的“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情节的生动与丰富令人对作者构思精巧拍案叫绝，讽刺与幽默的运用发自生活底蕴而又有分寸的恰到好处。对于这个阶段的优秀剧本，当较多地进行评介。
《谁能无过，谁能免祸》
《谁能无过，谁能免祸》是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六十年代初写作历史剧的同时所创作的描写现实生活的剧本。在农奴制改革后，社会变动时期，各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反映在家庭婚姻问题上。妇女的问题，依然是作者所关注的问题。
这部正剧发表在1863年第一期《时代》杂志上。它有类似《大雷雨》的地方，就是故事都发生在内地县城里，中心情节都写一个商人的妻子不满意丈夫而另找了别的男人，其结局都是女主人公为此而死去。但《谁能无过，谁能免祸》同《大雷雨》有许多的不同，我们先依照这部四幕剧的顺序来看看它的故事情节：
彼得堡的风流贵族、青年地主瓦连青·巴夫洛维奇·巴巴耶夫，来到了某县城办理法律事务。由于法院近日休假，把事情耽搁下来，他便闲暇无事了。在无聊之中，产生了想找找风流韵事以消遣解闷的念头。他得知和他曾有过旧情的女人塔吉雅娜也住在这座城里，就想去同她约会。这位塔吉雅娜·日丹洛夫娜，曾经在巴巴耶夫母亲家住过，他们二人相识，塔吉雅娜也曾爱过巴巴耶夫这位有钱的少爷。但是塔吉雅娜的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后来死了，家庭没落，不但不能同贵族少爷谈恋爱，连生活也成了问题。于是，只好嫁了一个小店铺的老板克拉斯诺夫。这位商人丈夫性格悍直，为人粗鲁，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在塔吉雅娜看来，他毫无可爱之处，比之风流倜傥的青年贵族，差得十分遥远。不过克拉斯诺夫虽然没有多少文化教养，但为人正直，也很老实本份，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十分爱自己的妻子，以妻子受过良好教育，长得美貌，而感到自豪。他十分体贴妻子，不让她操持繁忙的家务，对她百依百顺，真是有求必应。可以说，为了这个家庭，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塔吉雅娜自嫁克拉斯诺夫，深有难言之隐。不过，她虽然并不爱自己的丈夫，但她恪守妇道，不希望有外遇，愿意与丈夫度过平凡的一生。但现在，巴巴耶夫在塔吉雅娜的姐姐鲁凯莉亚·丹尼洛夫娜·日米古里娜这个老处女的协助下，与塔吉雅娜约会了。巴巴耶夫的调情、诱惑，是不忘旧情的塔吉雅娜所不能抗拒的。塔吉雅娜与巴巴耶夫的来往，为丈夫所发觉和忌妒。克拉斯诺夫粗鲁地对待妻子，不准她出家门，限制她的自由，以减少她同巴巴耶夫会面。但这种粗暴、强硬无理，反而增加了塔吉雅娜对丈夫的反感，产生了她与丈夫作对和报复的心理。加之，她顶不住巴巴耶夫的诱骗，在她姐组日米古里娜出谋策划和唆使下，她骗取丈夫的信任，又去与巴巴耶夫幽会，并准备双双私奔。此事被克拉斯诺夫的姐姐库利崔娜和弟弟阿洪尼亚姊弟两看到。他们一向仇视达吉雅娜，现在抓住了把两，就立即将这件事告诉克拉斯诺夫。丈夫逼迫塔吉雅娜，而库利崔娜姊弟又出面证实，塔吉雅娜承认事实，并坦白说自己从来就不爱丈夫。坚决要求离开这个家庭。克拉斯诺夫在报复屈辱的心理和“女人离开丈夫只能到坟墓里去”的观念支配下，掐死了塔吉雅娜。
我们看到：塔吉雅娜远不是卡杰林哪，她上面并无一个卡巴尼哈式的婆婆成日辖制折磨。巴巴耶夫更不是鲍里斯，她对塔吉雅娜，只是出于玩弄而非真正爱情。克拉斯诺夫当然也不是奇虹，他一点也不软弱，更没有对塔吉雅娜的同情的怜悯。他把妻子作为私有物，最后掐死她。塔吉雅娜追求的是个人的享乐，不是卡杰林娜反封建的斗争。卡杰林娜不与旧世界妥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己跳进伏尔加河。塔吉雅娜是在商人丈夫和贵族情人中选择时，被封建观念扼杀。其实，是因为贵族引诱在先，商人扼杀相继。她的死，虽不是卡杰林娜的壮烈，但从另一角度，批判了贵族、商人把妇女作为私有玩物的社会现实。
《智者千虑，必有—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发表于1868年《祖国纪事》杂志第十一期上。它是奥斯特罗夫斯基戏剧创作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剧本扩大了艺术视野，描写了第二个黑暗王国，揭露了新式官僚的恶行。
这部喜剧的故事发生在莫斯科，它中心所写的叶高尔·德米特利奇·葛路莫夫是个漂亮、有文才的下层青年。他精通世故，不甘居于人下，决心凭借计谋向上爬。他认识到奉承有权势的人，大胆地给他们拍马是成功的秘诀，于是决定靠此踏入上流社会。他得知有一位没来往关系的远亲、富翁尼尔·费陀谢伊奇·马玛叶夫，和达官显贵们关系甚密。马玛叶夫有查看房屋的嗜好，趁此，葛路莫夫贿赂了他的下人，取得和他相识的机会。他靠恭维、谄媚、贬低自己、请求见教等方式，博得马玛叶夫的欢心。之后。又以同样的姿态，并以一个忠实的奴仆——情人的角色获得了马玛叶夫夫人马玛叶娃的愉悦和青睐。而后在马玛叶夫夫妇的引荐下，又分别认识了两位要人：老年的克鲁季茨基和青年的高罗杜林。这两个人同是要人，但分属两派，一个是保守派，而另一个是所谓的自由派。葛路莫夫依然用拍马、奉承、投其所好而又忠心耿耿的方式，分别博得了他们的好感和重用。他们不仅愿意为他谋取要职，而且还要引荐给富孀、一个非常有钱的贵妇索菲雅·伊格那季叶夫娜·屠鲁茜娜做她的女婿。这就使葛路莫夫不仅踏入上流社会，而且还会得到二十万的陪嫁。在这两位要人的引荐下，葛路莫夫踏入屠鲁茜娜的大门，他用惯常用的手段，很快赢得了屠鲁茜娜的欢心。就在他将做乘龙快婿的得意之时，马玛叶娃早知那位自称一直只钟情于她的葛路莫夫背着她将要和屠鲁茜娜的侄女玛宪卡结婚，于是受骗和醋意使她来到葛路莫夫家。她趁他的疏忽，发现了摆在桌上的日记。这本日记是葛路莫夫真实思想的记录，它记载了他与达官显贵们的交往，对他（她）们进行的嘲讽和揶揄。马玛叶娃偷走了他的日记，贿赂收买高路特文——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写文章揭露了葛路莫夫，因此葛路莫夫苦心经营的一切化为飞灰，金钱、名誉、地位全部丧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曾在北京上演，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剧本翻译者林陵同志在1962年8月1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上所写的介绍中，有—段话概括了这个剧本的意义：“这部讽刺喜剧作干1868年，那时离开废除农奴制（1861年）不久，农奴主贵族还留恋于旧的剥削。对—切‘改革’都抱着敌视的态度，而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则冲击着旧俄罗斯的经济、文化、道德。一部分贵族竭力捍卫旧制度，一部分贵族以自由派自居，赶时髦搞新政，进行着不彻底的‘改革’。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新作正是以此为背景，揭露新老贵族同样反动的本质，辛辣地嘲笑他们的愚昧昏庸，荒淫下流、卑鄙无聊。他勾画出一群反动人物的丑恶嘴脸，通过他们的内在矛盾，让他们互相揭露和互相嘲笑，使没落反动的、愚蠢可笑的贵族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丑态毕露。全剧十余人，除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不受贿赂的老仆人之外，没有一个不是反面人物。”（关于《智者千虑必有—失》）。
居于作品中心的葛路莫夫，是一个没有声名的青年讽刺作家，在他如何利欲熏心地采用各种无耻手段达到个人目的的活动中，作者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本质。
构成葛路莫夫精神追求的，是想与富孀屠鲁茜娜的侄女玛宪卡结婚。为此，葛路莫夫施展了一切手段。他取得远亲一位改革的反对者马玛叶夫的信任与爱戴。并且击败同样的争宠者骠骑兵库尔恰叶夫，因而得以侧身上流社会。
为巩固已得的桥头堡，在母亲的帮助下，又作了马玛叶夫那位徐娘半老风骚尤甚的老婆的情夫。特别奇特的是马玛叶夫为了不使老婆找更多的外人，竟允许葛路莫夫独占婶母。葛路莫夫通过他的这位婶母的另一位情人高罗杜林，在一个显要的老保守派克鲁季茨基手下谋得了位置。在高罗杜林形象中，作者揭露了好空谈的自由派新地主的特点。而克鲁季茨基却是极端反动的官僚，他反对一切新设施，制定镇压人民的警察方案，他憎恨至1961年改革，积极罗致人才，制造舆论。而葛路莫夫就昧着良心替这位老家伙用古老的文体写反对改革的陈条。
有了几位要人的宠信，葛路莫夫的能干有为的信誉和美德深受赏识，方可进入屠鲁茜娜家。作为普通世态的向上爬者，葛路莫夫了解到这位富孀的迷信特点，于是他贿赂那些专事算命与预言的女食客。他阿谀、顺从、机智，再次击败那位反宗教的求婚者库尔恰耶夫，取得了与有二十万卢布陪嫁的玛宪卡结婚的权利。
奥斯特罗夫斯基塑造了一个具有艺术说服力的个性。葛路莫夫这位善于施展登龙之术的人，他深知上层社会人们的虚伪与爱好。因此，他利用这点迅速爬了上去。同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体现者，他也深深憎恨他不得已而恭维的各种贵族人物。他认为自己的卑躬屈膝是暂时的，在他取得极大财富后，一切会翻过来，自己受恭维。他的憎恨这些人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太坏、太卑劣，而是因为自己的暂时受委屈。这种报复心出现在他这位过去的讽刺作家身上。则表现为他那本记下日常与人们交往活动所见真实情况的日记本。这本日记记载了各种真实的丑闻与丑态，但却是有力的揭露，他准备有朝一日自己胜利，用来打击那些使自己受过委屈的人。但是这件事却揭露了自己的意图。马玛叶娃击败这个迅速爬上去而对她冷淡了的穷小子，除了忌护，也由于想从人们的出丑中取得乐趣，于是在葛路莫夫青云直上取得成功之际，由屡遭葛路莫夫拒绝的无聊文人高路特文以葛路莫夫日记为材料写成的文章发表在了报纸上。葛路莫夫的隐秘企图的来龙去脉与行径大白天下，他也就一跌千丈，婚礼被取消，垮了台。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讽刺力量在结尾处表现得很高明。葛路莫夫深知社会与人们离不了他。果然受到惩罚之后，又将被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所收容与使用。
葛路莫夫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的原则就是“不顾一切地，大胆地给他们拍马屁。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此”。 他认为对于上司，应该尽可能地谦逊，但谦逊而应是表现为优雅。他说：“比方说，猛然跳起来，立正，这要做出又有奴颜婢膝的样子，同时又没有奴颜婢膝的样子，要有奴才的样子，同时又要有高雅的样子。又要梗直，又要优美。”②这种人聪明、狠心、妒忌、果敢，是格利鲍耶陀夫《聪明误》中的莫尔恰林和果戈里笔下的乞乞科夫的继续。萨尔蒂可夫-谢德林在1876年同一篇特写中发展了这个典型，可见剧本影响之深远。
《来得容易去得快》
《来得容易去得快》的原名直译是《造孽钱》，发表在1870年《祖国纪事》杂志第二期上。半年后，在莫斯科小剧院上演，获得极大的成功。这个剧本是奥斯特罗夫斯基七十年代创作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七十年代的特点，在《来得容易去得快》中反映得全面而深刻，它揭示了在旧俄国封建制度开始崩溃、资本主义又带来新灾难的过渡时期的特点，反映了生活变革中贵族腐败和资本家力量增长的现实。金钱是造孽的，它是吸引全剧人物的磁石。
《来得容易去得快》的故事情节是非常有趣的：
萨符瓦·耿那吉奇·瓦西里柯夫是个善于经营、精打细算、讲求实际的外省承包商。他为了买卖兴旺，聚敛更多的财富，想娶莫斯科贵族小姐莉佳·尤莉叶芙娜为妻。莉佳的父亲因损公肥私丢官职，并且破产。为了顾全面子，偿还欠债，求得财源，在母亲娜杰日达·安东诺芙娜·切波克萨罗娃的撮合下，莉佳与瓦西里可夫结了婚。莉佳过惯了奢侈豪华的生活，她视金钱为生命，认为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排场和摆阔。她之所以屈尊与瓦西里柯夫结婚，就是因为听说他非常有钱。可是婚后才知道瓦西里柯夫并非她与母亲想象的那样富有，况且瓦西里柯夫善精打细算，不可能无限止满足她在金钱上的需求。于是莉佳在用甜言蜜语骗得瓦西里柯夫帮她付清欠款后，经过选择，决定投奔允许给她四万卢布，并给她买一座庄园的六十岁的破落贵族格里戈里·波利索维奇·库奇莫夫。其实库奇莫夫早已挥霍尽了他的资财，而靠妻子的遗产维持其体面，他的许诺不过是欺骗，想借机把莉佳搞到手。当莉佳得知真情，也清楚库奇莫夫无心偿还她的欠债时，于是便投向垂涎她姿色的吉里亚可夫和格鲁莫夫求援，而这两个人表面阔绰、挥金如土，实际上不名一文，也已是债台高筑。无奈她又转向瓦西里柯夫让他替她还债，并要求重新一起生活。瓦西里柯夫以莉佳去他家当管家并一年付她一千卢布工钱为条件答应她的要求。莉佳虽然觉得有辱她的贵妇身份，然而为了顾全面子，不得已答应了给瓦西里柯夫当管家的条件。
剧本所描写的一系列人物是各有特点的：吉里亚可夫是个放荡的浪子、赋闲的贵族，只玩女人不结婚，帮人拉马以混杯香演，光借债不还钱的家伙。库奇莫夫是个六十岁的虚伪的老色棍、骗子手，他有富裕的妻族，而自己装成善良的人，但骨子里想占有老朋友的女儿莉佳。格鲁莫夫是到处吹牛、肇事、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人，他的乱窜起了组织情节的作用。切波克萨罗娃——女主人公的母亲，是个空有其表的华贵骄矜的寄生虫，一听说钱就入迷的没落贵族。这些逐渐被生活淘汰的贵族阶级人物，为了维护表面的华贵和满足生活享乐，做着各种丑事，追求那得来容易去得快的金钱。而女主人公莉佳·切波克萨罗娃能赚钱的资本，却是自己的美貌。
莉佳是没落贵族的代表人物，她二十四岁，美丽、无耻；因为追求金钱与享受而堕落。尽管“堕落”这个监狱能够“毁灭一个女人的名声，光荣和她的美貌。”③但是她却不怕这个监狱，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原则，是主动而非被动的人。这原则，格鲁莫夫指出过，那就是：“美丽不是死的资本，美丽该生出利润来”。她虽受过高等教育，但仍认为求婚者的标准是财富。她的信念只有一条“贵族社会和体面的法则”。所以为了金钱而去嫁一个她不爱的人；又为了马车、衣饰和排场不得满足而和丈夫决裂去找一个老头子；为了钱，她手中同时掌握几个男人。她和瓦西里柯夫的“文艺争论”实际结论是：由于瓦西里柯夫送了三千卢布，她觉得还可爱。因为她“是一只蝴蝶，没有了黄金的粉，我就活不下去”。所以在这场“文艺争论”中除去丈夫的送钱，情人们全没支援，于是又回到了他的怀抱。虽然丈夫这位“预算”之神限制她暂时的欢乐。她的出卖姿色、道德败坏，维持体面、追求享受，是没落贵族的本质表现。
和莉佳对立的，是她丈夫瓦西里柯夫的形象。这是一个外省商人，他力图在妻子身上建立自己的原则，表明资产阶级对贵族的胜利。这个人粗犷、有魄力、精明、粗俗、专横，是个事业家。算盘是他的朋友，虽然他和工人同起居，但一心为了赚钱。他的原则是：一切从经济利害出发，所以妻子胡来，只要影响经济利益不大，在预算之内，他也容忍。总之凡是同资金积累与利润法则对立的，他决不干。但是，为何他却娶莉佳这个寄生虫与荡妇呢？原来，他看重莉佳的文化水平高、美丽。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享乐，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点，如他说：“我在彼得堡，因为我的事业和许多大人物有来往；我自己又粗鲁又笨拙；我就需要有这么一位太太，能给我布置一个可以招待部长而无愧的沙龙。”总之收买爱情也是为了赚钱，而且这种爱情的耗费决不能超过预算。在这个形象中，奥斯特罗夫斯基从爱情家庭的主题，揭露了资产阶级赤裸裸的本质。
近年来，我国引进了俄罗斯戏剧和电影界根据这个剧本改编的影片，在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播出，颇受中国人民欢迎，它对观照现实某些现象，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迟暮的爱情》
《迟暮的爱情》并非讲老年人的爱情故事，它写的是有关财产关系的故事：
商人奥奴弗里·波塔贝奇·道罗德诺夫从他叔叔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其中有一张一万二千卢布的借据，这是寡妇华尔娃拉·哈莉东诺芙娜·列别金娜向他叔父借钱留下的。道罗德诺夫怕催债时和一个女人纠缠不清有碍于商人的体面，于是把借据交给了律师格拉西姆·鲍尔菲里奇·马尔加里托夫办理。马尔加里托夫有个女儿叫柳德米拉，她是个纯朴善良的姑娘，从不考虑自己，为了照顾父亲，毫无怨言地虚度了自己的青春。所以她深得父亲的信赖，帮父亲保存全部文件。柳德米拉有着深厚的情感，她默默地爱着房东的大儿子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莎勃洛夫，愿为他牺牲一切。尼古拉曾读过大学，毕业后当上了律师。起初，他工作出色，有了一些收入后，就开始过豪华的生活，贪吃懒惰起来。后来不仅花光了钱，欠了债，还向放高利贷者借了一大笔款子。由于他仍过豪华生活，不务正业，无法还债，债务象绳套一样紧紧勒着他，令人烦恼、失望。为了免除烦恼，他酗酒、赌钱、追逐女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出身低微，却追求身居上流社会的列别金娜。列别金娜是个奢华放荡的女人，她负债累累，却仍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她得知商人道罗德诺夫把她的借据转交给了律师马尔加里托夫，并了解到律师女儿柳德米拉爱着尼古拉。于是想通过尼古拉把借据弄到手，以便赖账。她以金钱来诱惑尼古拉，说事成之后，给尼古拉分一半；还用爱情做诱饵，以办成这桩事作考验，看尼古拉是否值得她爱。尼古拉此时也非常需要钱，他欠下三千卢布，因无力偿还，将被捕入狱。他若从柳德米拉那儿拿到借据交给列别金娜，分得一笔钱，不仅可偿清债务，而且免于坐牢，这就保全了名誉。可这无疑是犯罪，是加害于柳德米拉父女。他进退维谷，将实情告诉了柳德米拉。柳德米拉虽知交出借据定会给父亲带来灾难，使家庭遭到不幸；然而她不忍心看到尼古拉由于欠债而走上绝路，希望他能痛改前非做个好人。她虽然很痛苦，但仍把借据给了尼古拉。当列别金娜从尼古拉手里把借据拿到之后，她不仅不付给尼古拉一半钱，并把借据焚毁，把罪责推得干干净净。其实尼古拉给她的只是一张副本，而把原借据还给了马尔加里托夫。此时，列别金娜假惺惺拿来钞票向律师还款，并要马尔里加托夫归还她的借据。她以为借据早已烧掉，律师拿不出借据，她就可以赖掉借款，没想到马尔加里托夫竟出示了有她亲笔签名的借据。她不得已，只好用借来的钱还清了债。道罗德诺夫曾许诺马尔加里托夫，若追回这笔欠款，将一半给他。律师把这一半钱给了女儿做陪嫁，而柳德米拉又立即给了尼古拉去偿还债务。尼古拉在柳德米拉牺牲精神的感召下，决心弃旧从新，接管马尔加里托夫的律师业务，做一个正直的人。
这个剧本的故事，有点象巴尔扎克小说里常写的。俄国七十年代资本主义膨胀时期，的确很像法国二三十年代。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于是种种丑恶的行径就表露了出来。享乐、借钱、赖账、女色引诱、犯罪，都是时代的产物。奥斯特罗夫斯基像巴尔扎克一样描写了自己社会的生活画图，向读者介绍了那个时代人们在财产关系与法律事务中的细节与精神状态。但奥斯特罗夫斯基又不同于巴尔扎克，他不是写赖账者的胜利和恶人得逞，也不把笔下在财产问题互相勾结作弊的人全写成坏蛋。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写了一群好人：道罗德诺夫收回遗产中的债款，是完全应当的，而不管这一万二千卢布最早是如何到了他叔叔手中的；律师马尔加里托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完成了催款的任务，自己也受惠匪浅；柳德米拉能救人危难，明知偷借据非法，但不顾父亲受累、只图恋人还债，十分高尚，而且，最后将分得的六千卢布陪嫁钱，交给浪子，感化和挽救走上绝路的人；尼古拉·莎勃洛夫虽然明知故犯地把借据交给列别金娜这样的人，但谁也没料到竟是一本副本，结果反而使律师收回了借款，自己最后成了律师的女婿与接班人。
这部只惩罚了无赖女人的戏，也不过是收回应收回的钱，对列别金娜也算不上是什么惩治，只是使其阴谋未得逞而已。于是，这部皆大欢喜的喜剧，同巴尔扎克的讽刺小说，是大相径庭的。这里，我们看到，奥斯特罗夫斯基从斯拉夫人的道德观出发看人，同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资产者的揭露是不一样的，他则重看待人身上优良的一面，并不是只否定而不作肯定。这也许是作者的局限，但也是作者对人抱有希望与信心的一面。作者用柳德米拉所体现的善心和人们之间的爱，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良药。这个爱尽管对转变者的接受来说，是不晚的，但尼古拉最终是变成了正直的人，这样，就是推迟了的爱，也是有力的。
对这部戏，应该一分为二的看：一方面，看到作者对道德败坏、金钱贪欲、女色诱骗等等的批判，它反映了社会现实，也表现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下之财产关系问题上的恶行的批判；另一方面，用爱来完成社会矛盾的解决，就带有主观理想的色彩了。
《狼与羊》
《狼与羊》是一部富于风趣与机智的喜剧，这使人想起莎士比亚的喜剧风格。这个剧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1875年第一期上。它的内容却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现实生活的反映，它的情节的安排，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艺术独创性。
《狼与羊》写了一个狼吃羊的旧世界。梅萝碧雅·达维道芙娜·穆尔乍维茨卡雅是外省的一位有声威的女贵族，她一生没嫁人，硬支撑着她那破败了的大庄园和她在地方上的体面。这位65岁的老小姐，为人伪善、贪婪。她家的人员中，除了管家与仆人，还有两个亲戚：一个是她的侄子阿波仑·维克托罗维奇·穆尔乍维茨基，这是她这个没落贵族的继承人。但这位二十四岁的退伍准尉，是一个花花公子和酒鬼，只知道花天酒地的生活，嘴上还常常说上几个法国字。另一个是一位远房亲戚葛拉菲拉·阿列克谢耶芙娜。这位穷姑娘寄食于女地主家。她别的没有学下，但学到女地主的伪善。她被女地主管束得很严，于是表面虔诚和顺，像个修道院的修女，而伺机以待，力求摆脱女地主的控制。在老处女在园村附近，住着另一个年青的女地主，她叫对美兰庇亚·尼古拉耶芙娜·库巴文娜。这是一个年青、漂亮、很富有的寡妇。她的丈夫在世时，购置了和继承了大量财产，仅森林就有一千五百俄亩。但老头子死了，全部家产成为缺乏管理能力的寡妇的财产，也成了一切觊觎者猎取的对象。老处女穆尔乍维茨卡雅在打富孀库巴文娜的主意：她和诉讼代理人符考尔·那乌莫维奇·丘古诺夫勾结，由丘古诺夫伪造假借据和假账本，说库巴文娜的丈夫库巴文老头，生前曾欠了穆尔乍维茨卡雅的弟弟两万五千卢布的债，企图掀起风波，迫使年青寡妇在经济拮据之际，好嫁给她那酒鬼侄子，成了一家人，自然就免去了过去的债务，一旦，库巴文娜的庄园、田地、森林、奴仆，就都姓了穆尔乍维茨基，便攫取了寡妇的全部财产。但这个阴谋被曾经当过法官的米哈依尔·波里索维奇·李尼亚耶夫看穿，他发现借据是伪造的，他想挖出造假文书的人，弄个水落石出。但这时来了一位机智狡黠的贵族华西利·依凡诺维奇·别尔库托夫。此人，见多识广，他早已看中了库巴文娜的庄园和财产，以为铁路只要修过来，光森林的木材就值五十万卢布。他得知此事，便让李尼亚耶夫不得插手库巴文娜的事，他自己却暗中调查，并抓住了借据与账本。他软硬兼施，一方面用法律恐吓老太婆，说她将上法庭出丑，另一方面又假装站在穆尔乍维茨卡雅一边，为造假的丘古诺夫进行开脱，使他们对他感恩戴德，而且，在暗示下，穆尔乍维茨卡雅还主动向库巴文娜说媒，让库巴文娜嫁给别尔库托夫，为的是让别尔库托夫不要揭穿她与丘古诺夫的欺诈行为。表面看来，他们皆大欢喜，但是、穆尔乍维茨卡雅到嘴的一只把羊——富孀库巴文娜，却白白送给了比她更狡猾的别尔库托夫。
奥斯特罗夫斯基写了一个狼与羊的俄国社会。在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兼并、强凌弱，是一种必然的现实。剥削阶级之间，人对人是狼。库巴文娜无能、不会耍滑头，就成为—只羊。穆尔乍维茨卡雅象螳螂捕蝉，自以为得计，但她是封建残余，对事情的判断和捣鬼的手法，都十分陈旧，因此吃虾米的小鱼也会被大鱼吃掉。她想不到螳螂背后还有黄雀。别尔库托夫，阅历丰富，认识到资产与贸易的重要性，也学会了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狡猾伎俩，因此，他计高一筹，获得胜利。别尔库托夫看中的不是青年寡妇的温柔与美丽，而如他自己直率说的“看中了这座庄园，……这儿有多少进项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是为了建筑造酒厂而创造出来的”。（第四幕第三场）④。他鄙视穆尔乍维茨卡难和丘古诺夫之流不了解社会和时代，不读书。资产阶级之胜过封建残余，也就在干它的进取精神。剧本末尾处丘古诺夫说：“为什么李尼亚耶夫要把咱们叫狼呢？咱们算个什么狼呢？咱们是小鸡、是鸽子……咱们只能啄食谷粒，从来也吃不饱。他们才是狼呐！他们一下子就吞掉了很多很多！”剧本有一个象征性的细节，穆尔乍维茨基这个贪玩的少爷所养的一条叫塔梅兰的狗，大白天就在城市附近被狼吃掉了。丘古诺夫指出，狼吞下去的不是狗，而是一只肥羊、“而是当着我们的面，把您的未婚妻和嫁妆……给一口吞掉了。”在狼吃掉的羊中，还有曾发现狼的李尼亚耶夫，他虽然识破了穆尔乍维茨卡雅这只土气的老狼，却又在事业上投向别尔库托夫这只更狡猾而又洋气的恶狼。同时在生活上，被穆尔乍维茨卡雅养出来的小母狼葛拉菲拉用爱情的圈套拴住。这位标榜独身主义的男子汉，向来视女人为狼，而自己却不得不跟葛拉菲拉结婚，听任她的摆布和奴役。这一条情节的副线，是对主线的衬托，同时更说明了狼吃羊的普遍规律。
《最后的牺性》
发表在1878年《祖国纪事》第一期上的《最后的牺牲》，是一部意义深刻的喜剧，它的故事是：
尤里娅·帕甫洛芙娜·屠金娜是个年轻美貌的寡妇。她痴情地爱上了风度翩翩的纨绔子弟华吉姆·杜立钦。尤里娅深居简出，生活简朴，但却毫不吝借钱财地供杜立钦挥霍。杜立钦嗜赌成性，他早已把父亲留下的产业变卖光了，而且债台高筑；然而他却欺骗尤里娅说他将会分到许多田产。他利用尤里娅对他的爱，不断拖延婚期，以结婚为诱饵，不停地让尤里娅做出“最后的牺牲”，向她索取钱财，以便还债。尤里娅为了能得到他的爱，变卖了房产，耗尽了前夫留下的全部钱财，甚至屈辱与羞耻地向觊觎她姿色的大富商弗罗尔·费杜雷奇·普利贝特可夫借钱来替杜立钦还债。然而杜立钦不但没还债，反而毫不介意地把尤里娅为他所作出的“最后的牺牲”、用眼泪和羞辱借来的钱一下子又全赌光了。当他把尤里娅榨干后，突然变脸，背叛了她，转而向大富商弗罗尔的侄孙女——慕虚荣的伊玲娜求婚，准备做大富商家的乘龙快婿，好使他的财源不断，敞开享受。其实，弗罗尔答应侄孙女结婚时将给她一笔可观的嫁妆的许诺，不过是一个诱饵，以引诱债台高筑而又不停挥霍的杜立钦，使他背弃尤里娅，之后自己便可把无路可走的尤里娅弄到手。杜立钦的背叛给尤里娅巨大打击，她虽然认清了杜立钦的真实面目，不再上当受骗，可已是一文不名了。她所剩的仅是杜立钦留在她手中的借据。于是，尤里娅不得已嫁给了年老的大富商弗罗尔。伊玲娜在得知杜立钦是个穷光蛋、而杜立钦也知道从伊玲娜那儿得不到任何好处之后，两人也自动分手了。此时，杜立钦又急忙请尤里娅的姑母—— 一个趋炎附势、爱财如命的穷老妇人格拉菲拉·菲尔索芙娜替他向一个四十多岁的阔寡妇皮沃库罗娃做媒求婚，以便再靠她还清一切债务。
这部喜剧，反映了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本质。一方面，它揭示出阶级势力的更替，即贵族阶级在没落，从经济上的败落到道德上的腐败，造成他们败倒在资产阶级脚下，而资产阶级凭着金钱势力。在排挤贵族。在争夺女人上，战胜了贵族。这与同时代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有类似之处。《白痴》中商人罗高静就用十万卢布从贵族手中抢购了美女娜斯塔霞·菲里坡芙娜。在《最后的牺牲》中，富商弗罗尔·普利贝特可夫就把贵族少爷杜立钦手中的情妇屠金娜，抢了过来。从一个婚姻问题，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逐步代替贵族阶级而在社会中取得优势的俄国现实。另一方面，剧本指出，旧世界人和人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婚姻爱情，全建筑在金钱的基础上。《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⑤即概括了这种现实。奥斯特罗夫斯基不是按照《共产党宣言》来写作的，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从生活出发，就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社会的概况，在某一点上不谋而合。剧本中的杜立钦，是贵族子弟，但这已不是骑士时代的英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追求享乐的寄生虫，他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原则去生活。剧本中写他三次男女间的婚姻关系，就全是从金钱出发的。他迟迟不同屠金娜结婚，是为了金钱，而屠金娜也以为用金钱可以买来杜立钦的爱情。杜立钦转向伊玲娜，也因为这是富商的侄孙女，会有一笔陪嫁钱。最后之所以破裂，也因为陪嫁不落实，抽掉了婚姻的基础。杜立钦最后决定向四十多岁的寡妇皮沃库罗娃求婚，只因为这是个有钱的寡妇。相应的是，弗罗尔·普利贝特可夫可以占有年轻美貌的屠金娜，其根本的力量是金钱。金钱胜过年少、英俊、风流倜傥，胜过贵族门第。奥斯特罗夫斯基从婚姻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在俄国之发展。
这部五幕剧的中心故事是场婚姻的事变，而围绕着它，作者写了形形色色的俄国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人物，其中有潦倒穷困的青年，有仗势欺人的恶妇，有天良丧尽的纨绔子弟，有伪善诡诈的富商，有崇尚虚荣的女郎，有富孀、赌棍、高利贷者、管家婆、俱乐部的侍者、游客、仆人等等。通过种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及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通过他们所讲述的各中事体和一些不进入情节的插入人物的闪现，奥斯特罗夫斯基描绘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俄国社会，给中心人物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生活背景，也给观众提供了有关七十年代俄罗斯过社会的丰富知识，在作者的艺术描绘中，给读者与观众留下了宽阔的审美空间。
《没有陪嫁的女人》
《没有陪嫁的女人》发表在1879年《祖国纪事》第一期上。在前一年，剧本曾在莫斯科小剧院和彼得堡亚力山大剧院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个剧本，使人也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十年前的小说《白痴》，那里是在大城市中被贵族、将军、商人所争夺的美女的最终遭扼杀。《没有陪嫁的女人》写的是伏尔加河畔的小城勃拉希莫夫中的没有陪嫁的女人，在商人、官吏这第二个黑暗王国的被玩弄被扼杀。这位象《日出》中的陈白露一样的女人腊丽萨·德米特里叶芙娜·奥古达洛娃的厄运，是七十年代平民妇女命运的代表，她与贵妇人安娜·卡列尼娜的厄运相补充，构成俄国现实妇女问题的一幅幅生活图画。《没有陪嫁的女人》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腊丽萨·德米特里叶芙娜是位气质高雅、美丽动人，并富于音乐才能的姑娘，也是一个没有陪嫁的女人。她的母亲为把女儿嫁出去，在家中招引了一群未婚男子。年过三十的显赫绅士、船业巨子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巴拉托夫是其中之一。他以大胆、洒脱赢得了腊丽萨的倾心。然而当他打败了一切求婚者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腊丽萨痛苦了整一年，决定嫁给前来求婚的小官吏犹里·卡比通奈奇·卡朗戴雪夫。卡朗戴雪夫是个畏琐、可笑、嫉妒而又“自尊”的人。他为虚荣心所驱使，不仅要大讲排场地举办婚礼，还要宴请耻于和他为伍的城里的名流、有钱巨商的克奴洛夫和伏哲伐托夫等人到他家作客，想借腊丽萨使自己扬眉吐气、也高傲地威风一下，以报复那些嘲笑他、瞧不起他的人。这时巴拉托夫回来了，他前来为腊丽萨祝贺。他伙同克奴洛夫和伏哲伐托夫捉弄卡朗戴雪夫，把他灌醉使他出尽洋相，并以旧情诱惑腊丽萨，骗她和他们一起到伏尔河上游玩。腊丽萨以为巴拉托夫仍爱她，并会带她走，于是她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一切，跟他出走。但当巴拉托夫在尽了游兴、寻欢作乐之后，却告诉她，他不能带她走，更不能娶她为妻。因为他已订婚，未婚妻很有钱，她父亲是显要的官老爷，并有金矿作陪嫁。腊丽萨知道受骗，而且一切都毁了，陷入十分痛苦境地。这时以抛硬币赌博取胜的克奴洛夫告诉她，他愿意作她的保护人，提供她金钱，满足她所需要的一切，只要她愿意和他一同到巴黎去看展览会，做他的情妇。而这时卡朗戴雪夫赶来求她回去。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腊丽萨终于明白，她在世界上找不到爱，人们不过是把她当成了玩物和装饰品。既然找不到爱，就要找黄金好了，与其回到她所厌恶的卡郎戴雪夫那里，不如去找克奴洛夫。而卡朗戴雪夫认为腊丽萨既然不能属于他，那么谁也别想得到这个女人，于是开枪打死了她，腊丽萨到了最后的归宿。
腊丽萨的悲剧命运首先是社会决定的，同时和她自己缺乏自立能力也分不开。当时的社会，一个女人有无陪嫁，决定她嫁什么人，和会有怎样的社会地位。腊丽萨出生在不富裕的家庭，没有陪嫁，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她的母亲哈丽塔·伊洛那季叶芙娜是一个空虚、贪财的人，她拿女儿作为招徕客人的工具，并从而获得光彩的赠品。人们玩弄这位没有陪嫁的女人，但谁也不娶她。社会决定她不可能有好的命运。她所以同并不富裕的小官吏卡朗戴雪夫订婚，是由于她厌恶她周围的人，力图避入乡村过宁静的家庭生活，以琐细家务来代替花天酒地的生活。她选中这位畏琐的小官吏，并非他可爱，而是自己在所有人对之冷淡的间隙要找一个解脱烦闷的寄托。但这个浮夸的、打肿脸充胖子的未婚夫，偏要炫耀，力争自已达到上等人水平，他以为唯一能证实他已获得漂亮女人的爱情的事，就是他能和这个漂亮女人结婚。这位精神空虚的小官吏，丝毫不理解腊丽萨的精神苦闷，他受资本主义偏见制约，反招来一些玩弄者对其婚姻的破坏。卡朗戴雪夫又把腊丽萨向悲剧深渊推进了一步。
巴拉托夫这个船业巨子，是堕入商人圈的纨绔子弟，他以把茶杯预在头上让人拿枪打（有点象普希金小说《射击》中的作风）之类的豪爽大胆，博得过腊丽萨的爱。但他更追求金钱与享乐，为此不惜出卖自由，同一个并不爱的富家女订婚，以获取百万陪嫁。巴拉托夫是腊丽萨的灾星，他来到小城，愚弄卡朗戴雪夫、玩弄腊丽萨的感情，践踏腊丽萨对他的信任。受辱的腊丽萨要反抗，却准备随巨富克奴洛夫去巴黎，用追求金钱代替追求爱情，这就自己向火坑里跳。受辱的卡朗雪戴夫由于自尊心被损害、个人意愿失败，象困兽一般的愤怒，却向比他更软弱的腊丽萨发泄。社会和环境陶冶了卡朗戴雪夫的占有欲，在不能满足时，“不是我的，那就谁也得不到”，于是决定了腊丽萨最后被杀的命运。
这个剧本，是第二个黑暗王国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群丑图。恶少巴拉托夫、自傲而无耻的克奴洛夫、惟恐天下不乱并拿侮辱人寻开心的伏哲伐托夫是丑恶的，腊丽萨的母亲及一帮食客、酒鬼、帮闲更是丑恶的。剧本达到了高度的批判与暴露水平。
像这个剧本所刻划的这些形象，今天也并没有消失，可见，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①《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载《列宁全集》中译本第17卷第32－33页。
② 奥斯特罗夫斯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林陵译，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版，第4页。
③ 《来得容易去得快》，芳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略注）。
④ 奥斯特罗夫斯基：《狼与羊》杨永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6-107页。（下同书注略）
⑤《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本节后五个剧本分析为马晓翙写初稿。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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