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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的爱情故事：

人的一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忘掉，但有些事情到终老也挥之不去，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我和我的爱人相结合的经历，虽然不是一部罗曼蒂克爱情般的史诗，但是也有“一见钟情”的浪漫情怀，就是那种一生也忘不掉的难忘的记忆。

寻觅真爱：

小时候，我的爸妈常说婚姻这事是人生的大事，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认。那时总认为这是长辈们糊弄我们的，为啥不提“一见钟情”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自己从一个朦胧少女已经成长为大姑娘了。当自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那已经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了。

作为上海知青的我，是1972年1月下乡去牡丹江市林业局四道林场工作的，不经意间已在四道林场度过了六个年头了。同时下乡到林场的六个上海女知青，已经有三人成家，离开了我们集体宿舍。还有一人施丽卿也在热恋之中，就剩下我和毛建萍两人没有“着落”了。其实，在林场里也有男知青、男孩子追求过我们，但总没找到感觉，不是理想中的那个“他”，这大概就是爸妈所说的没有姻缘的原故吧。

一九七七年的下半年，算是个多事之秋，一是知青有回城的动向了，有关回城政策不断披露出来，林场里也有知青已经病退返城回上海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二是林场的曹林副场长恰巧在这时从安徽探亲回来要给我介绍一位在牡丹江当兵的对象；还听说全国又要恢复高考了，自己又想重拾书本复习参加高考；当时心里乱成一团麻，不知如何是好。我经过一番冷静思考，又与好友毛建萍“密谋”一番，决定先看对象，反正小当兵的也是南方人，以后就是回不了上海，考不上大学，也可以回安徽，再说安徽离上海也近。

原本我和他可以在牡丹江市区约会见面的，两人都方便，因为他们的部队所在地就在我们市林业局对面，我是林场的会计也经常去市里办事，应该说在牡丹江市里约会最方便。但为了表示自己“上海姑娘”的身价高贵，我和毛建萍决定把四道林场设为“相约地点”，考验他一下对自己的“忠诚”和耐力。

一见钟情：

那是一个“三伏”天刚结束的周日下午，天气还热得很，在曹林副场长的引荐下，他从市区赶到四道（大山深处的一个地名）。因为那个时候四道还没有公共汽车通林场，所以他只好又从四道步行十多里路，浑身湿漉漉地赶到四道林场。看见他那种对爱情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时就感动了我。

就这样，我们两个离家千里的青年人在北国的小林场相约了。他一米七五的个头，黝黑的脸庞上镶嵌着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一身得体的草绿色军装，让人显得格外精神强壮；在交谈中我得知他高中毕业从学校入伍，当年在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由于多种原因入伍五年既没有入党也没有提干，纯粹是个“大头兵”。但我了解到他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军人，入伍的五年里，他先后在地方、军队报刊杂志、中央、省、市广播电台发表了很多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包括中央级和解放军报。谈吐中也不难看出他的知识面较广，有一定的文化功底，他那健谈幽默的话语，时不时地把我引笑，心中默默的思想，这不就是我理想中的那个“他”吗？自己完全有理由可以把终身托付给眼前这个崭露才华、英俊潇洒的兵哥哥。

很快我们俩人确立了“朋友”关系，虽然我俩在同一地区，一个在市里，一个在大山沟里，身居二地，交通不便，约会很少，但是我俩每周都有书信往来，字里行间充满了暖暖爱意，情意绵绵，相互鼓励，共同上进。他，就是我现在的爱人——李明朝。然而，事情的发展也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和一帆风顺。接踵而来的就是……。

抗拒偏见：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他征得部队领导同意后决定退伍。他作为一名超期服役而且年龄偏大的“老兵”，部队首长特别关心他的个人问题。先后为他解决了党组织问题，破格批准了他和我结婚的申请报告，打破了战士不能在驻地找对象的规定。我的突然举动在林场和上海家庭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林场的上海知青得知此事一片哗然，有的不理解，有好友劝过我，马上知青都要返城回上海了，你戎伟智还在这里找对象不是自找苦吃吗？再说了，那当兵的小李，又不是“四个兜”（指部队干部军服）的军人干部，能有啥好前途？各种议论和劝说纷至沓来。我的上海家里也是议论纷纷，除了我的父亲支持外，一边倒地反对我和小李的这桩婚姻。但我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这一生就交给这个“小当兵”的了。

喜结良缘：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我俩在当时的牡丹江郊区铁岭河公社领了结婚证。一九七八年二月，他正式退出现役。当年六月，在林场好朋友张宪莲父亲老干部的帮助下，按政策小李被安置在四道林场，成为一名正式林业工人了。俗话说：是金子放在哪里总会发光的。小李在林场要求上生产第一线，跟着上海知青老乡王定鑫上山搞森林调查；跟着老工人王俭学采伐，抡大斧、使油锯，不怕吃苦，积极肯干；时不时的牡丹江日报上还有他的小文章发表；他很快就受到场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年底他就被选拔为政工干事，团支部书记，以工代干，预备党员也转为正式党员了。年底我和小李一道回家准备筹办婚礼了。可以说，一九七八年我们两人还是喜事连连的。那年冬天同一趟列车，把他送回安徽蚌埠，把我送回上海。婚礼定在小李老家凤阳县门台子乡倪家岗村举行，日期定在一九七九年春节的正月初八。小李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大家族里的人大都在外地工作，他父亲解放后在村里还当过村长，在当地又是德高望重的老军属。为了给这个最小的儿子办婚礼，家里先盖起三间大瓦房，这在那个年代是件了不起的大工程，令左邻右舍都“嫉妒”不已。婚房置办了当年都很时尚的高低床、尼龙蚊帐等家具和生活用品。年初五家里杀了一头猪，搭起帐篷，请来厨师，支起了锅灶，发出了请柬上百封，万事齐备，只等我这个上海新娘进门了。

婚礼风波：

就在小李家在凤阳忙得不亦乐乎之际，而我家在上海却闹得不可开交，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去安徽结婚，给我摆出了很多可怕的后果和理由，一句话，就是不能“上当受骗”，又弄得我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更离谱的是，就在婚期的前一天，“热心”的大舅背着我家和我，竟给安徽小李家发去一份电报，称婚礼不能如期举行，听候通知。小李家接到电报，如同大热天头上浇了一盆凉水，从头凉到脚。他家一时乱了阵脚，这怎么办？请帖都发出去了，猪也杀了，厨师也请来啦，新房也布置好了，新娘突然变卦不来了，这在当地成了一大新闻，让小李一家颜面扫地。这不是诚心耍人吗？据说我婆婆当时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小李也气得直跺脚，连忙跑邮局拍电报，质问我为啥这样干？否则，一刀两断。我把事情说给父亲听后，父亲气得把我大舅一通臭骂，立即叫我再发电报告诉小李，告知他婚期不变，如期举行。就这样，在我父亲的大力支持下，我冲破种种阻力，我的婚礼大事才云开见日出，才能如期举办。第二天，在我弟弟妹妹的陪同下，终于我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当日中午步入了婚姻殿堂。一场结婚风波过后，我和小李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果，这是爱情的力量，也是爱情的硕果。

直面金婚：

结婚后我俩生活幸福美满，恩爱有加，古人曰：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和我爱人的婚姻就验证了这句话。婚后我俩又回到了牡丹江四道林场，场领导把已回沪知青腾出来的房子分一套给我们，我俩在那里又奋战了一年多。一九八零年二月和八月，我和爱人依依不舍的先后离开了曾经上山下乡，战斗生活了九年、并获得爱情的牡丹江市林业局四道林场。二月份爱人调回安徽分配在滁州日报社工作。他勤奋好学，在职期间考取了首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获大学专科文凭。在报社一直从事他喜爱的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记者、编辑、主任编辑（副教授），现已退休还在小区业委会忙碌。我在林场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后，同年八月也随爱人调入安徽省滁州市新华书店财务科工作，在职考入安徽财贸学院财会专业，取得大学专科毕业文凭，并且入了党，2008年在科长的职位上退下来。2004年，我们在上海买了房，随后我们老两口的户口也迁回了上海。一个“海外游子”，时隔40年终于又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上海。现在我们一家人都生活在上海，儿子、儿媳都有着体面的工作，一个孙子绕膝玩耍，全家人其乐融融。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远去的知青生活，永远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豪迈地告诉晚辈，我们这一代人不负韶华，砥砺前行，完成了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