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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家电维修烤饼机更新时间:2022-01-18 17:42:45

北京的名胜园林,是古城北京的宝贵财富。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许多园林都推出了旅游手册、画刊及简介等等。这些通俗读物大多是为普通游客服务,内容上不可能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很难满足游客的要求。其中,有些园林的介绍往往忽略了历史上存在的史实、轶闻和趣事,而这些恰恰是园林的魅力和有趣之处。

北京园林的主要特色是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相当多的人文内容,史实、轶闻和趣事正是北京园林特色的体现。如果加以搜集、整理,对园林应该是弥足珍贵的。尤其是了解、熟悉园林掌故的老人们一个个因年岁渐大而不幸离去,做这项事更是迫在眉睫。

今年11月25日,游客在北京颐和园南湖岛拍摄“金光穿洞”新华社 陈建力

颐和园有“瓮山铡草”

《北京晚报》前不久刊发了《颐和园最昂贵的“门票”》一文,颇有意趣。众所周知,在历史上颐和园内有不少轶事趣闻,如建园之前的“瓮山铡草”和辟为公园后的“渔业公司”就是如今鲜为人知的轶闻,也是在颐和园的旅游介绍中,不曾提起的真实往事。

颐和园是在清漪园被焚后修建的,在清漪园之前,这里是西郊的荒山和湖泊,山称瓮山,湖称西湖,后改称为昆明湖。殊不知,在未开发为皇家园林之前,这里曾是“犯罪”太监的劳改监狱。

清王朝吸取明王朝垮台的教训,对宫中的太监管理甚严,不允许太监参政、议政和干涉朝政。清初,多尔衮当政时,太监禁止经手皇宫收入和参加朝会。顺治为抗衡多尔衮,成立“十三衙门”,太监的地位有所提高,当然只是昙花一现。

清宫中的太监,除安德海、李连英、崔玉贵、小德张之外,大多数被视为“会说话的牲口”,命运很惨。对于被认为有错、有罪的太监,无论是“莫须有”,还是“罪证确凿”,处分都是很严厉的。在清人所著《养吉斋丛录》中,就有太监获罪后“交内务府用九条链锁之者”,“有发瓮山铡草者”,而且“有圈禁瓮山永不释放者”多种刑罚,足见对太监的残忍。

瓮山虽然山清水秀,但是在没有被辟为皇家园林之前,却是比较荒凉的,清宫上驷院在这里设立了驽马厩,为皇室饲养御马。据《大清会典》记载,这里常年饲养240匹马,因而在清初时,一些被疑为有罪的太监被罚在这里铡草喂马。

太监的“劳改”生活环境是很恶劣的,除缺衣少食外,还时时受到鞭打,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一些太监在铡草时,还要身披铁链,时而有服苦役的太监自杀和逃亡。逃亡者被抓回来后要按大清律法严刑拷打,并“圈禁瓮山永不释放”,成了“无期徒刑”。

在乾隆十六年,乾隆为了给母后庆六十大寿,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在这里建了大报恩延寿寺,称清漪园。在皇家园林中再设“劳改营”自然有些不协调,于是皇恩浩荡,大发慈悲,将“瓮山铡草”的太监迁到别处去受折磨了。

2020年10月的展览 摄影:刘平

当瓮山铡草的太监被迁走100多年之后,颐和园内又监禁了一个特殊人物——光绪。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监禁在玉澜堂里,享受孤独,备受折磨。好在西太后开恩,没有罚光绪这个倒霉的皇帝去铡草喂马。

历史有辉煌的一面,也有悲怆的一面。今天,在欢歌笑语的颐和园内,知道“瓮山铡草”典故的人肯定不多了。旧事重提,虽无“忆苦思甜”的动机,但让人们知道往事也是有益的。

在瓮山铡草和圈禁光绪的悲惨故事之外,在颐和园内还发生过其他事,亦是该园轶闻趣事不可或缺的。如在清廷垮台之后,为搞活经济,颐和园内出现的“渔业公司”就很好玩,也是现在去那里游逛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1925年前后,颐和园昆明湖被租给辛亥革命元老马降生,马降生开了个渔业公司贩卖昆明湖鱼。据近代学者周肇祥所著《琉璃厂杂记》记述,昆明湖的鱼里不少是珍品,而且多异种,如朝鲜贡的蓝麟红尾大腹鱼及壁虎鱼、猴鱼、阿拉善鱼、青海尖口鱼、西藏比目鱼等。其中湖中有许多放生的鱼,有的老鱼“巨如猪”,这种鱼当年无人敢买敢吃的。马降生为扩大经营,每年要买大量鱼苗,不过他不是行家里手,投放鱼苗不赚光赔,且合伙股东也营私舞弊,渔业公司没几年就倒闭了。

颐和园内的轶事很多,还有许多人们不大注意的“冷知识”亦很有趣,像园中十七孔桥的石狮就让人大长见识。

每年冬至前后,颐和园十七孔桥的“金光穿洞”都会吸引许多人。其实,“金光穿洞”是自然现象,并无多少神秘。不过,十七孔桥上的石狮子多于卢沟桥,则是很有趣的。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以此印证卢沟桥石狮之多,但是并非如此。

金光穿洞 摄影:刘平

据统计,十七孔桥有望柱128根,石狮子544只;卢沟桥有望柱281根,石狮子501只。

卢沟桥狮子的统计比较困难,据有关资料披露,1961年统计是485只,1984年统计489只,近年统计为501只,即使如此,卢沟桥的石狮比十七孔桥少43只。不过,卢沟桥的狮子历史更悠久,从金代始至清代,历朝都有补充和增加,而十七孔桥只是清代一朝所建,但石狮造型更加艺术化。

天坛的益母草很出名

天坛众多古建筑已享誉中华乃至世界,但园内没有山。1967年后,北京修地铁和“深挖洞”,这些工程的渣土存放就成了问题,恰巧当时天坛已不公开对外开放,于是将70多万立方米的渣土堆放在祈年殿甬道西侧。天长日久,堆成了32米高、占地80多亩的土山。后来,山上杂草丛生,还种了树,有人以为土山是天坛里的固有建筑。

为了保护天坛文化和恢复旧貌,1990年1月5日,北京市政府决议搬走这座土山。土山移走后,祈年殿、圜丘坛等更显肃穆壮丽,土山原址上又进行绿化,广植树木,成了天坛内又一风景打卡地。

天坛公园雪景摄影:邓伟

介绍天坛的书籍不少,但都集中介绍建筑和祭祀、礼仪之类,清代的《水曹清暇录》则介绍了“天坛土产”。据记载,“天坛中隙地产益母草”,“守坛人煎以为膏售人,颇道地”。益母草是制妇科药益母膏的主要原材料,是治妇女“产前产后诸疾,行血养血,难产作膏服”的良药。清末守护天坛的护军和神乐署的老道,将天坛内的益母草煎后制膏出售,而且“颇道地”。因天坛益母草比较好,所制药膏十分受欢迎,有人开了保合堂药店,药店就开在天坛内。不过天坛在当年不是游览场所,平民难以进入,保合堂只批发不零售。京城许多药店也打着保合堂的旗号卖益母膏。“天坛益母草膏”还受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华人的欢迎。天坛自清初就有保合堂、保龄堂、斋生堂、广德堂、天德堂、恒德堂、仙德堂七家生产益母膏的药店。1914年,已显露出称帝野心的袁世凯要祭天,天坛内的药店全部被赶了出来。

除盛产益母膏之外,天坛差点成了“蔬菜基地”,原因是此地“春时又产龙须菜”,在清朝,龙须菜一度成为贡品,是御膳房的名菜。不少人勇闯皇家禁地,偷偷溜进园中挖这“生食香脆可口”的野菜,丰富自家的饭桌。现今,天坛内很难寻找到益母草和龙须菜了,但是园内种了不少麦冬及其他药材,使古老的天坛有了实用价值。

天坛被忘却的轶闻除土山、益母草、龙须菜外,还有一些与人有关。天坛是冬至时“天子”祭天的地方,每年一次,自明代以来一直沿续到大清垮台。祭天是重要的国家典礼,要皇帝亲自参加。在乾隆年间的一次祭天活动后,跟随乾隆祭天的王公大臣、道士、护军、太监也相继撤去,有一个小道士却被遗忘在斋宫里。祭天结束后,斋宫及各个殿堂要锁上大门,一年后才能启封开门,他困在这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冻饿而死。在光绪年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据《燕都说故》云,额驸景寿的二子志钧是乾清门侍卫。有一年随光绪祭天,志钧居然躲在斋宫门洞里睡大觉。祭天后人们随光绪回宫了,志钧全然不知。幸好家人发现他未回家,可能被关在天坛里了,忙联系礼部的人到天坛寻找,才将其救出。

园林与动物

园林中的猫及故宫里的猫,近年来成为宠物迷们的所爱,它们分别被称为园猫和宫猫,人们在游园时都会去逗逗和喂食。在历史上,有些猫地位还很显要,以至于在景山公园煤山北坡还曾建有“猫坟”。猫坟虽没有什么墓志铭之类标识,但确实竖过牌子,至于是哪个皇帝御猫的坟,牌子上也略述了一些,好像是万历皇帝的猫。

明代皇帝中,喜欢养猫的不少。历经明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的宫廷太监刘若愚在其所著《酌中志》中,就记述了明宫中的“猫事”。他写到明宫中“猫儿房,近侍三四人。专饲御前有名分之猫。凡圣心所钟爱者,亦加升管事职衔”,而且“牡者曰某小厮,骟者曰某老爷,牡者曰某丫头”。清人所著《水曹清暇录》中,也有“前明大内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贵养者,常称猫犬为老爷”,并认为此类事“荒谬至此,殊堪浩叹”。虽如此,清宫及御园中,尤其慈禧当政时,依然养有许多猫,有些还是很名贵的猫,辛亥革命后无人顾及,大多四散而逃。近人周肇祥曾云:“清宫逃出之猫好食鱼而懒于捕鼠”。这些“懒而好食”的猫即是“宫猫”和“园猫”的先辈,它们成为流浪猫在园中游荡,日子逍遥自在,亦算一景吧!

故宫中的御猫文创产品

陶然亭公园,最早为郊野荒地,各种坟墓尤其多。《北京文史资料·宣武卷》载,在山峦起伏、绿水轻舟、林木青翠、鸟语花香的园中,前些年曾挖掘出战国时期两座古墓、7座汉墓、4座辽金墓。园中近代的香冢、郭醉墓、赛金花墓及中共早期革命家高君宇、石评梅的“高石之墓”等都曾闻名于京城。在众多坟墓中,有一“鹦鹉冢”最引人注目。为一只宠物鸟儿修墓是件很有趣的事。

早年的《北京实用指南》等书都有对鹦鹉冢的介绍。1923年版的称,鹦鹉冢“在香冢西视香冢略低。亦有碑,作八分书刻云:‘维年若月,有客自粤中来,遗鹦鹉,殊慧。忽一日不戒于狸奴,一搏而绝。吁!微物也,而亦有命焉。乃裹以絑帙,盛以锴函,瘗城南香冢之侧。铭曰:文兮祸所伏,慧兮疠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桥东居士。’”。1935年版的《北京旅行指南》中称冢中所埋鹦鹉“羽毛洁白,甚聪慧,善知人意,能诵唐诗小曲”,是一只很不错的鹦鹉,为它立一小坟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香冢则是一位妇女的坟,在其背后有很凄美的故事。当年墓碑上有一首艳词,使墓更加神秘,坟的主人是何许人也,至今还是个谜。

一些动物、昆虫是人的伙伴,人类有所钟爱的动物,甚至蚂蚁也会引发人的恻隐之心。清代的《水曹清暇录》就有此类记述,书中称:“南海子有蚂蚁坟,每岁清明日,群蚁必聚成丘于此。中一丘最高,旁数丘高亦尺许。竟日始散,历来不爽。”从记载看,南海子(今南苑)里的蚂蚁坟不是人工所为,是自然形成,或是动物自然现象。

茶座风景独好

民国之初,古城的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太庙、社稷坛等相继改为公园,对民众开放,而开设在这些园林中的各类茶座,则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茶座与茶馆不同,这里没有提笼架鸟的闲人和饱食终日的旗人,它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新鲜事物,它不像茶馆,只是男人的世界,而是男女平等的象征,无论男女都可坐在这里品茗、聚会和聊天,成为新的社交场所。当年茶座最多的两个园林,就是北海和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是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由中央公园改名而来,其前身是明清两朝的社稷坛。中山公园内的茶座与北海公园略有不同,它更新潮、洋气、西化一些,是京城文化人如大学生、教授、作家、记者等流连忘返的地方。中山公园内的茶座有四五家。学者邓云乡在《鲁迅与北京风土》中记载:“中山公园当时茶座可分东西两路。东面来今雨轩,现在还在,昔日曾执茶座牛耳。菜好,点心好……最著名的点心是肉末烧饼、冬菜包子、火腿包子”。邓云乡认为来今雨轩“是看花、听蝉、纳凉、夜话的最好茶座”。中山公园西边,在今天的水榭附近有四宜轩,“地方较小,但是人少,最为安静,有个时期,是下围棋的棋客集中的地方”。“生意最好,还是西面大路边的几家。从南往北,依次而数,是春明馆、长美轩、集士林、柏斯馨”。

中山公园 摄影:白继开

中山公园内的茶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为红火,而且各有特色。长美轩“所有茶桌,都摆在老柏树荫中,一色人造大理石的桌面,大藤椅子,桌面宽大,四张椅子很宽绰”。当年鲁迅先生多次在这里饮宴,品尝店中名馔三鲜蒸饺、鸡丝面。春明馆的顾客以老年人为主,大厅内有“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的对联。北洋政府的退休官僚与前清遗老喜欢聚在一起,“说塔又说山,说完北海说西单”,在春明馆中等候黄昏的来临。华灯初上时他们会一一离开,第二天可能还会坐在这里,说着同样的话题,喝着同样的茶。

集士林、柏斯馨是以卖西式糕点为主,来往的顾客都是青年男女。茶座的温馨、随便吸引了不少人,据邓云乡从鲁迅日记中发现,“在北京的风景名胜中,鲁迅先生去的次数最多的,恐怕要数中央公园(中山公园)吧?”鲁迅在这里的来今雨轩参加友人的婚礼,或到公园里与友人“午餐”。1926年七八月间,与齐寿山一同翻译《小约翰》时,就是每天去中山公园的茶座切磋译文。那时除星期天外,平日茶座人不多,十分清静,坐在这里写作搞学问是很惬意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中山公园内还有一两家茶座,并有一家“音乐茶座”,播放古今中外名曲名歌。茶座中有一副对联让人印象深刻:“三篇陆羽经;七度卢仝碗”,突出了茶的主题。

老北京公园中有茶座的另一名园是北海,但今天一家也没有了。双虹榭、漪澜堂、道宁斋的茶座都不见了踪影,设在漪澜堂内的仿膳以餐饮为主,近年又迁到了北海北岸。旧日陶然亭内设在窑台的茶座,更似茶馆,曾是野趣横生的地方,梨园界的伶人喜欢在附近练功、喊嗓子之后,到这个茶座坐坐歇息。至于设在太庙里的茶座,自开业以来就很不景气,在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前,这儿的肃穆气氛不适于人们品茗,虽有枯藤老树昏鸦和几只灰鹤飞来走去点缀风景,也无济于事。

北海公园 摄影:刘平

茶座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况且那时的文人、大学生在茶座中可以写文章、做作业、会朋友,而且无人打扰,这是茶馆、酒馆所不具备的环境。

北海的寺庙典故多

在北京众多的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中,寺庙是重要的匹配,万万是少不得的。其中北海公园内更加突出,园内的寺庙有好几处,而且都有历史典故和趣闻轶事。如永安寺。北京有一句俏皮话:永安寺的狮子——头朝里。形容一个人办事为人自顾自、自私自利和不懂道理。

从北海南门进园后要过堆云积翠桥,桥北正对着就是永安寺。堆云积翠桥又称永安桥,寺以桥名,还是桥以寺名,说法不一。

永安寺是座古刹,是顺治八年所建,是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建筑有法轮殿、正觉殿、普安殿,而且依山而建,一个比一个高。至于石狮子头朝里之说,并非像某些人所猜想,白塔山阴气重,用石狮子“压邪”。其实,这两座头朝里(朝北)的石狮子是永安桥桥北牌坊堆云的,另外两座石狮子是桥南积翠牌坊的,石狮子与永安寺无关。

按藏传佛教的建制,寺庙前不设石狮,永安寺前的石狮子是建永安寺前就存在,故而它“头朝里”,并留下了一句有趣的俏皮话。堆云积翠桥的狮子,一度被移走,后又归位。

北京在清代是除西藏拉萨、山西五台山之外另一个藏传佛教重地,在清代京城内外就有32座喇嘛庙,而且都是大庙,如雍和宫、黄寺、隆福寺、护国寺等等,永安寺建在琼华岛上,表现出对藏传佛教的重视。永安寺是顺治八年在明代仁智殿、介福殿、延和殿的旧址上所建,最初称白塔寺,乾隆七年(1742年)重修时改名永安寺。

北海内的寺庙,弘仁寺很少有人关注,《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只字未提。但在美国人罗友枝所著《最后的皇族》中留下了一些记录,他在书中写道,清代“宫廷主持的一些活动也有季节性。每年正月初六,西藏喇嘛在位于北海西岸的弘仁寺身穿礼服为蒙古观众跳舞,赞美索尔巴领。正月初八在此寺祭拜弥勒佛的仪式似乎也是为蒙古人举行的”。不用说,弘仁寺也是藏传佛教寺庙,所谓“跳舞”,即是跳布扎(打鬼)。清大学士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中,把弘仁寺列为京城大庙,他云“弘仁寺在太液池西南岸,地最爽朗。本朝康熙年间,即清馥殿基址,改建为寺,迎旃檀佛居之”,弘仁寺“黄瓦碧甃,斋馆敞丽”,“松柏楸槐,荫植庭窗”,寺内还有与太液池相联的水池,夏天“绿荷出水,朱鱼吹藻”,风光美好。寺内的旃檀佛曾是清代“国宝级”佛像。弘仁寺的位置在老北京图书馆位置上。1900年八国联军焚烧了弘仁寺,抢走了旃檀佛。民国后,划出了北海公园范围。

除永安寺、弘仁寺外,北海内曾有天王殿(西天梵境)、阐福寺、极乐世界(小西天)和万佛楼。万佛楼内曾有万尊金佛,八国联军入侵时抢走了佛像。

阐福寺 摄影:方非

北海中的道家寺庙先蚕坛也值得一谈。蚕坛,又称先蚕坛,是清代“皇后躬桑”及后妃每年祭蚕神的地方。蚕神与其他神不一样,它是看得见摸得着,不过它是蚕,而所谓蚕神则是人们的想象和蚕的灵魂了。

丝绸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明创作之一。蚕是功不可没的功臣,人们视蚕为神。历朝历代的后妃都愿意把自己喻为会养蚕的嫘祖,所以每年要祭祀蚕神,北海内的蚕坛由此而来。

北京的皇家祭坛(九坛),多由皇帝或亲王主祭祀,唯先蚕坛是由皇后主祭。今天的北海幼儿园就是在蚕坛遗址上所建,坛内的方形祭坛现已无存,唯先蚕坛的正门留在北海公园中了。

北京园林不为今人所关注或写进旅游书的历史、典故、轶事林林总总很多,对于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内容,每个园林都可以出一两本图书来介绍,果真如此,将是对老北京文化的补充。




来源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张双林

编辑 杨昌平

流程编辑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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