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260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劲草/口述
柳三七/撰文
呱呱/编辑
我叫劲草(@劲草在荷兰B),出生于1956年,是一个纯正沈阳人。我下过岗,做过服装裁剪,开过印刷材料厂,生意失败后,孤身一人去荷兰打拼,靠努力给儿子和自己都买了房子,收获了幸福的晚年。我一直相信,女人要自强,不要靠家里,也不要靠男人。
我大概一岁时拍的全家福,妈妈手里抱着的是我,爸爸抱着我姐姐,前面站着哥哥。
我小时候,爸爸是铁路印刷厂的工人,妈妈是建筑工人,家里孩子四个,我排行老三。
那个时代,中国的家庭都重男轻女,家产都是留给儿子,不会给女儿。妈妈经常告诉我,好女不穿娘家衣,好女不吃娘家饭。
我父母都挺能吃苦,挺要强,我性格就像他们,从小自尊心就强,总想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1975年,我初中毕业了,之后就下乡,在农村待了四年。
1975年,我初中毕业时的毕业照。第一排左边第二个,穿格子衬衣的那个就是我。
那个时候很单纯,都不知道农村什么样。等到去了之后,老苦了。土坯炕刚砌完就让我们睡,底下都是水珠子。刚开始炕没修完,知识青年又太多,一个炕上睡十几个人。发给我们的玉米面是受潮变质的,不能给牲口吃,但人吃不会死,玉米面煮出来的发糕颜色像水泥,一啃上去几个牙印子。
别看我个子矮,一米五二,但我特别能干。一般下乡青年第一年不插秧,但我干活快,第一年社员就让我跟他们一起插秧。在泥里四脚着地,插完秧,腿都站不起来的。打麦子的时候,麦芒扎进脖子里,老刺老痒了,戴上风帽也不行。那时候我就发誓,这辈子不想干这样的工作了。
后来我被选成了青年点一个小组的小组长,领着四十多个人干事。什么都干过,做板报,掏厕所,跟着农业技术员做育种,人工授粉——就是把这条须剪下来,把须上的粉抖在另一个玉米须上。晚上蒙上被,大家都在盘算什么时候能回城?回城是很难的。我那时经常做噩梦,梦见我人在城市里,但户口回不来。谁想留在农村啊?
2015年,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的合照,背后是我们当年住的房子。左起第三个,穿着红色外套的是我。
那时候有人爸爸是当干部的,就想办法安排去青年点当干部,能早回城。我是恢复高考后,自己考回城的。我们青年点一百七十多人,就考回来两个人。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当时的知识分子家庭都让孩子回家复习,准备高考,我父母都是工人,没有那个远见,于是我错过了。
一到冬天,农村用不着人力了,就让我们回家猫冬。1979年的冬天,当时我弟弟已经八年级了,可以考中专了。我妈妈说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就跟你弟弟复习,一起去考中专吧。我二舅住楼下,是老牌大学生,我复习的时候请教他,问他什么是化合价?他说,你要是连化合价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真的没法辅导你。没人辅导,只能靠自学。
1970年,我跟姐姐弟弟要拍证件照,为了省钱,我们三个人一起拍,再切开,就是三张。这就是我的证件照。
那时候书都没有的。母亲托人从上海给我带了物理书,就只有上册。我有个亲戚,他家邻居那时候有个黑白小电视,我们就经常上他邻居家,看沈阳一个中学老师讲数学,就这样听几课。早晨起来,咔咔背政治,背历史,白天做题,累了就休息。
在家里复习了一个月,就去考试了。
语文考试我印象很清楚,作文是写“难忘的一件事”。我写的是我们小队在打稻子的时候如何节省,把剩余的稻穗捡起来的故事。还有一科,我中途鼻子出血,老师领我去洗干净,然后继续考。当时中专的体检线是245分,我考了250分,分数够体检线,不够录取线,国家有政策照顾知识青年,我没考上中专,但可以上技校,学的机械专业。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在一家国企做制图,哪个机械坏了,我就拿着设计图去修。
26岁时,我到了结婚的年龄,那个年代挑对象挑高个儿,我那时又瘦又小,一米五儿,八十多斤,很难找对象。后来我为了结婚而结婚,很匆忙就结婚了。婚后有了一个儿子,六年后,因为感情不合,我离婚了,儿子判给了前夫。我现在经常告诫别人,不要因为年龄到了就结婚。
我二十多岁时的照片。
1988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离婚了,也下岗了。我在单位是全民职工,在以前是很了不得的,所以下岗那段时间特别失落沮丧。我记得有次,家里没有人,我就站在煤气灶边上,想把煤气打开,但想到自己还有孩子,唉......
在我下岗前的几年,爸爸就下海开印刷厂了,家里条件变得蛮好的。下岗之后,爸爸给了我二百块钱。那个时候重工业职工月工资是三十八块六,轻工业三十五块,二百块是一笔巨款。
爸爸当老板,但我这辈子这么花他的钱,可能就那二百块。家里不缺我吃喝,但我就是不想靠家里。
下岗第二天,我看到《辽宁广播电视报》有沈阳工人大学招服装裁剪学员的信息,第二天我就去报名了。我从小对制作服装就有兴趣。我本身有制图技术,学这个很快。别人一天学一样技术,我一天学两样,白天学做,晚上学裁,一个月后,我租了别人一个小店,就开了服装店。爸爸给的二百块,五六十交了裁剪班的学费,一百多交了房租。
我住的离市场挺近的,有时候父母早上给我送一点吃的。白天裁活,每天到半夜十二点才睡觉。那时候干个体少,我一个月挣一千块钱,家里也不用我花钱,就这样,我很快就成了万元户。但房东也是干服装的,我们之间有竞争,一年多后,房东就不租房子给我了。
在学裁剪的时候,我还做了第一笔买卖。当时毛线挺紧俏,我就进毛线,把亲朋好友钱借了一圈,大概一万多。这个客户也说要订,那个也说要订,但都没交定金,之后又都不要了,这一万多块钱货就砸手里了。那时候一万多块钱货可了不得,别人也着急找我要钱。我折腾了将近两年,才把这笔钱给倒腾回来了。
干生意那段时间太忙,都没留下什么照片。这是我2004年到荷兰后,周末去摆摊卖首饰,又做了点小生意。
关了服装店之后三四年里,我还密集地干过很多其他生意。
1990年,百褶裙很流行,满大街都是女孩穿百褶裙。我跟一个朋友合伙,他出设计图,我找人加工,做了一个压褶机。压裙褶一条五块钱,加上给裙子上腰头,一条收十五块左右,一天能接上十条八条,挺挣钱的。我们管那个机器叫“造币机”,把裙子片放进去,“乓乓乓”,一分钟,出来就有褶了,就像印钱一样,来钱快。这生意我做了一个夏天加秋天,到了冬天,这就不时兴了,我就把机器卖了出去,卖了两千块钱。
大概1993年,我跟朋友合伙做生意。他在沈阳五爱批发市场有个店铺,那是全国第二大市场,仅次于义乌。当时市面上女孩童装比较多,我偏个冷门,做男童装。春节前夕,我设计的童装非常抢手,一个小时,全部抢光。买我们货物的大多是“精品屋”,他们买回去都能再卖个高价。我们那时一天能卖六十多套,一天一千多块钱到手不费劲。但后来因为大家有矛盾,这个事就黄了。
这之后,我在沈阳铁西商业大厦做柜台,对外裁活。其他柜台都愿意裁西服,因为西服好裁不好做,但我啥都敢裁,他们都叫我“花样专业户”,所有别人不敢接的活都到我那儿去。我白天就接一大旅行袋的活,回家一裁裁到半夜,配完料,我专门雇人给我送活取活,送到给我加工的人家里,我第二天再把做好的服装带回柜台。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来商业大厦不租了,我就整了个“倒骑驴”(人力倒三轮车),在一个马路边上收货,我姑姑帮我看摊。后来我家动迁房子,那个“倒骑驴”在外边被人偷跑了。
生意失败一个,我就立马去寻找下一个商机,没有时间去懊悔,我只想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不想靠家里。
我爸爸是开印刷厂的,我因此知道做印刷制版挺挣钱的。印刷需要制版,比如一本杂志,正反面封皮要制版,才能上机器彩色胶本印刷。我没干过这个,但我的领悟力特别强。那时候有个大姐,在沈阳国营的大印刷厂制版室工作,她边走路边跟我聊怎么制版,我就学会了。
1996年,我就做起了印刷制版生意,这是我人生中最挣钱的一笔生意。整个硬塑料板,长一米五,宽一米,五六毫米厚,刻上细槽,上面搁个薄片,像相片的底板,板下是一个真空泵,一抽真空,再用红灯白灯一曝光,显影定影,就完事。一个杂志的版正反面八百块,一天做两套,很轻松。好多外地的不能制版,就上我们家制版。在这一年多里,我挣了六万多。
但很快,制版就上电脑了,社会发展很快嘛,就不用我们了。
1998年左右,我牵头办了印刷材料厂,我投了十多万,把以前做裁剪、制版攒下的钱几乎都投进去了,我爸爸也投了十几万,我负责经营,每个月给他两千块的分红。但外行真的不能做内行。我们买设备的时候被人骗了,设备十来万买的,却是别人淘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业,自行改造了机器,这台机器之后维持了四年,厂家说我们是唯一一个自己改造的商家。
我们当时的一百多个客户,分布辽宁各地。差不多每一个月左右,我都要跟车去回访客户。有一次回访客户的路上,下雪,金杯面包车打横,差一点就撞到旁边栏杆上。后来我觉得这个行业越走越窄,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更新设备的话,我们终将被淘汰。我就想把厂子兑出去,我爸不同意。我就背着我爸,把厂子兑出去了,好歹没赔钱。
2002年,工厂兑出去的时候,我已经46、47岁了。那时候生意不好做了,还要四处筹钱给工人开工资,也挺愁的;投入这么大,产出也没多少,很累,感觉一团麻绳捆在身上,这下一下子挣脱出去了。我那会就跟朋友说,我再也不想当老板了。
北方以前全民单位多,沈阳好多大工厂纷纷倒闭。下岗的人多,就有点兴出国了。我爸爸一个老同事的女儿就出国了,听说她在外面干汽车修理,很挣钱。我和我朋友还去他家里,问了一些出国的情况。
2003年,我外甥女到荷兰看我,这是我出国的第一年。
就算不出国,家里也不会短了我吃穿。可作为女儿,我还是想自己出去闯一闯。我觉得我有能力改变自身的命运。
儿子初中时,我就把他接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了,到2002年,他学校毕业,也二十岁了,看见逐渐长大的儿子,我还是想拼一把,想多赚点钱,给儿子买房子娶媳妇。以前我干制版挣的钱,本来可以买房子,可那个年代,人都缺心眼,没那个思维。要是当时买了房子,我可能就不出国了。
出国要花钱,我是商人嘛,肯定会想,什么时候能回本?听说在欧洲做保姆,一个月六百多欧,那个时候汇率很高的,有时候一欧元能兑换十块人民币,一年就能回本。
我原本想去西班牙,但是签证办了一年,都办不下来。那时候我们这些想出国的人,整天跑中介,互相透露消息。有个人去过几次国外,跟我说,你就去荷兰,荷兰漂亮。然后我就改道了。
我折腾办签证的时候,我爸说,家里的印刷厂那么大车间,也没人管,你去那做管理吧。我就去给他管车间了。管了一两个月,签证就下来了。我爸妈不想让我走,但我一咬牙一跺脚,还是去了。
2003年,我带了两千多美元,去往欧洲。
我出发那天,还有二十多天过春节。签证好不容易下来了,机票也订好了,必须得走,我就没在家过春节。我先坐八个小时火车到北京,再转飞机。我带了一个小行李箱,一个耐克背包,家人送我去火车站。临上车的时候,看到儿子和家人的背影,我心里特别心酸。我没有同伴,在荷兰也一个人不认识,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前途太渺茫了。
刚开始学荷兰语的时候,我都不会读,全都用中文标注发音。
我在法国入境,途中经过比利时,车在中转站停靠一分钟。我的背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有一个人在外面敲玻璃,我一回头的功夫,结果上来另一个人把包抢走了。我不会英语,车停靠时间那么短,又不能下车去追。
幸好我以前经常出差,有经验,钱和护照都不会放在包里,都放在了身上。
我在荷兰最开始是做保姆的,在中国人家里。我心理素质好,从老板到保姆,心里也没什么落差。为了生存,可以当老板,也可以当保姆。
我当保姆,先是从护理癌症病人开始,这是份没人愿意做的工作,但我单枪匹马,不认识人,不会荷兰语,找工作只能靠中介,没办法。我护理得很好,他临走之前送我一本学荷兰语的书。
我护理的那位癌症病人送给我的学荷兰语书。
之后我又给他们家带孩子。孩子三岁多,不会说中文,老板娘要求我要跟孩子说中文,不允许我说荷兰语。他们家全天不让看电视,其他娱乐也没有,这反倒成全了我。
每天晚上八点之后,老板娘下班回家,孩子不用我管,我就拿着书偷着学,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翻译。有一次,老板娘亲戚来了,我问了一句话用荷兰语怎么读?事后,老板娘知道了,跟我说,你不可以问别人荷兰语。
他们不让我学荷兰语,但我觉得不行,我到这个国家,要改变自己命运,就必须要过语言关,不能变成哑巴。而且一旦会荷兰语,我就可以去找更好的工作了。
在荷兰做了一年后,我把本挣了回来,还在国内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我刚到荷兰时,还没挣钱,就先花钱买了这两本字典。后来我跟尼克第一次见面,也是用这两本字典交流。
我跟现在的丈夫尼克就是那段时间认识的。
我离婚后,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我大概40岁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个挺高,那人工资一百一,花一百给他女儿买个表,一个月没钱了,就找我要钱。他家冬天没有暖气,很冷,孩子衣服没人洗,我就抱个大盆,给他的孩子洗衣服。后来面临我们在一起的事情,我就把儿子领过来了。可这个人从进屋到走,眼皮都没抬一下,没跟我儿子说一句话,我立刻就跟他分了。
我去荷兰的时候,除了挣钱,也逐渐想找个伴,一个人,多孤单啊。
尼克年轻时在美国的照片。
2003年底到2004年年初的时候,我和尼克经人介绍认识了。
尼克是个中国迷,对中国的历史比我都懂。他爱看中国电视剧,看中国书,连《红楼梦》都看过。他最喜欢的城市是西安。我们现在家里的摆设都是中国元素,全都是他摆的。家里桌布是中国红缎子。中国结,中国扇子,他全都往墙上挂。他刚回荷兰的时候,在超市一遇到中国人,一定会给人家留电话号码,让别人给他介绍对象。
尼克非常喜欢中国的红绸。沙发垫,桌布都是我从国内给他带回来,他自己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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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时候在美国工作,做过希尔顿酒店的大堂经理,每个月收入六七千美元,但觉得家不在那里,也没买房子。在美国三四十年后,他才回到荷兰。最开始荷兰使用荷兰盾,后来换了欧元,荷兰盾兑欧元缩水了一半。他也不是那种愿意受委屈的人,租了个好房子,挺贵,一个月七八百欧。他带回来几万美金,一折腾,几年就没了。
有人说我嫁给老外是图他的钱和房子,其实认识我的时候,尼克的存款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别人送给尼克的《红楼梦》剪纸,他很喜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尼克家,他当时租的公寓里。那栋公寓一进大厅,有假山假水,真的桔子树,桌椅,还有一些老年人。
介绍人跟我一起去的,进去五分钟就走了,剩下我跟尼克聊。我当时荷兰语不好,会看会写,但听和说不行。我就拿字典跟尼克聊。尼克跟我说了个单词,“cultuur”(文化),他想问我,我们俩有文化差异可以吗?我说可以。我们聊得很短,很快我就走了。
我每星期休息一次,我们约在火车站见面。现在有些人在我的西瓜视频下留言说他帅,但我第一次见他也没觉得什么,就一个小老头子,穿着夹克。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都忘了他长啥样了。他冲我跑过来,我才知道是这个人。
在我跟尼克认识两三个月后,有段时间我血压升高,头疼。亲戚有孩子得脑瘤,我妈妈本来就不愿意我出国,一听这个,就把我叫回国了,花了八百做磁共振,什么事也没有。已经在国内买了房,我离开荷兰的时候,其实不打算再回去了,行李全带走了。
2004年回国前,我在尼克当时租的房子里拍的照片。
我回国后,尼克天天给我打电话。我用最磕巴的荷兰语跟他通话,实在不行,家里还有侄女,下一辈的英语都很好。就聊今天干嘛了,吃什么呀,无非就是这些。我在国内待了五个多月,他天天给我电话,电话卡都攒了厚厚一沓。
他真的很诚心,我很感动,是他把我追回荷兰的。当时我的签证已经失效了,他就给我办身份。尼克跟前妻是在美国离婚的,但荷兰户籍上还是已婚。他让前妻办离婚公证,来回邮寄,办了好几次。尼克说,到了第三次,他拆邮件的手都哆嗦了,就怕不行。
2004年底,我回荷兰半年后,我们注册结婚了。
这是2005年,我跟尼克一起参加朋友的婚礼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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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工卡下来之后,我就开始工作。正好当时有个中国朋友在荷兰的蔬菜工厂工作,就介绍我去。我做工非常快,贴商标,一秒一个。往机器上续包装西红柿的盒,我可以左右手一起续,不会让它断掉。
在蔬菜工厂工作三年后,合同到期,我又找了花厂的工作。那是全世界第二大花厂,那儿的兰花都有一人多高,中国很多花苗都从这进口。我在那边插苗。我们用手术刀切,之后插苗,花苗还不能折。插完了,机器推进花圃,花圃是无菌的,不能进人。机器插苗的人说我插得比机器还快。
其实在蔬菜工厂不干了之后,按规定,我是可以拿一年失业金的,但我没有拿完,就赶紧又找工作。我一回去上班,别人都说我傻,有失业金不拿。我们中国人勤奋,做工快,他们外国人都靠边站。尼克也说,这里有外国人在街上卖艺要钱,但哪有中国人?没有中国人。
我去上班,尼克就专门为我服务。
尼克送我上下班,我在车上学荷兰语,这是我当时的笔记。
结婚前,我说对我来说,早上十点见面都算挺晚的了,他当时一愣。现在我才知道,上午要他出门,简直要他命了。可我上班那会,他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来给我做早餐,我去洗漱。他帮我在面包抹上果酱,把豆奶倒在玻璃瓶里,开车送我上下班,我在车上吃早餐,学荷兰语。他说什么我不懂的词,我都让他把字母写下来告诉我。我必须会写才会说。我就记下来,回家再查字典。
我那时还要接受荷兰的义务教育,晚上上夜校,一个星期两次。尼克就会把吃的带在车里,直接开车送我去学校,下课再接我回来。
工作两年后,我们一起出钱买了现在住的房子。因为我一直在工作,视为有长期合同,否则单凭尼克自己,他是贷款不了的。
2011年,我和花厂实验室同事们的合照。右排第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是我。
2012年,我发现身体异常,就去做检查。最开始做的乳腺钼靶,后来做病理,医生说,不怎么好,乳腺癌。我很害怕,跟尼克说了,他也很害怕,一直拽着我的手。
我有亲戚在国内的大医院,家里人就让我赶紧回国治疗。但回去之后我就后悔了。儿子儿媳孝顺,但毕竟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家里其他人也不可能专门照顾你,医院里跑上跑下都是我自己。在荷兰,这些都是尼克来做,我啥都不用管。
2014年,我做完手术,跟尼克在奥地利度假。我的头发之前因为化疗剃掉了,所以这时候头发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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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手术后,我的癌症就好了。而当初没拿完失业金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荷兰的病金不是特别好拿,但我拿了九年多了。病金是因为丧失了劳动力,国家按照以前工资一定比例发钱,用于生活开支的钱。他们就看你记录,你以前一直在工作,失业金也不拿完,不是偷懒的人,你一定是真的不能工作了,才不工作了;但如果你以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断断续续的,病金就不一定会给你了。
2012年前后,我与尼克兄弟姐妹四人的照片。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聚齐过的照片。
尼克今年87岁,大我二十一岁,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我们结婚时,在中国大使馆办认证材料,他填出生年月日,一下就露馅了。我说你填错了,他说没错。我问了几遍,他都说没错。我也就接受了。好多人说,他年龄大先走了,你怎么办?我不考虑这个事情,我就要活在当下。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考虑那么多累不累啊?
我最近看一些老年人征婚频道,一侃,全都在问有房,有车,有几险没?我觉得人生都活到这个程度了,都不是第一次婚姻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更高的认识?有钱就一定幸福吗?钱财不重要,每天有笑声才重要。
我现在跟尼克在一起生活,每天都是充满笑声的。他是个很幽默,非常尊重女性的男人。我刚开始在厨房做饭,尼克觉得不好意思,总跑过来问要不要帮忙。我说,我做的是中餐,你帮不上忙。后来就我做饭,他刷碗。饭做好了,他一定不会先吃,总是让我尝第一口。家里倒垃圾,吸地,洗衣服,都是他做。
我有时候熬姜水,忘了,水都煮干了。他从来不会指责我,而是先笑着问我,你是不是什么事情忘了?我一下想起来。他才接着说已经处理好了。我去厨房一看,他已经用醋泡干净了。
以前我有时候给儿子汇钱,也都是让尼克去汇,他从来不说个“不”字。我有次问尼克,如果没有遇到我,他会过什么生活?他说,没有房,没有车,租个单间,了却一生。他成全了我,我也成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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