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廖阳 实习生 房久仙
“怎么说曾韵呢，两个字，天才！他的音色、气息、乐感、技巧，每一项都强，化为最自然动人的音乐，与张艺指挥的上海爱乐的合作丝丝入扣，给我们还原了他两年前斩获柴赛铜管组金奖的格里埃尔协奏曲现场，惊艳了所有观众。”3月2日，看完曾韵的演出现场，乐评人李长缨用“前途无可限量”形容这位圆号少年。
这场音乐会讲述了柴可夫斯基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曾韵以声部客席首席身份加入“柴五”的演绎，还以独奏身份与乐团联袂上格里埃尔《降B大调圆号协奏曲》，这也是他在柴赛决赛以及获奖者音乐会上演出的曲目。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为纪念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设立，每四年举办一次。2019年6月，19岁的曾韵过五关斩六将，拿下铜管组金奖，刷新了中国人在管乐专业获得的国际最高奖项。
“此次比赛最大的惊喜！”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举办的获奖者音乐会结束时，柴赛主办人之一、俄罗斯指挥家捷杰耶夫特别提到了曾韵。
国外网站做过这么一个调查：你认为哪件铜管乐器演奏起来最难？圆号不负众望，以最高票数当选。圆号辨识度极高，音域、音色宽广而丰富，但也对演奏者的气息控制和技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濒临失控边缘。
曾韵不仅顺利驾驭了这件高难乐器，还在多项国际赛事中频频获奖。2021年9月，在强手如云的慕尼黑ARD国际音乐大赛圆号比赛中，曾韵突出重围，获得第二名和委约现代作品最佳演奏奖。
宽大棉T恤，茶色太阳眼镜，出现在澎湃新闻记者面前的曾韵，看起来和普通的少年无异。
阳光正浓，在沿街的一家咖啡厅，采访从柴赛聊起。结束后，他准备等一等，待太阳落山，去逛一逛小街小巷，用相机捕捉黄昏的上海街景。作为一个从小在成都长大的南方人，上海的精致、上海的情调，让他流连忘返。
“上海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老克勒。有一次在外滩散步，我看到很多打扮精致的老爷爷、老奶奶，好有气质！”22岁，喜欢摄影，如今又迷上画画，在曾韵眼里，上海还是艺术家的一个乌托邦，“国内很多地方的古典观众是当地乐团培养起来的，上海不是，是全球最好的音乐家培养起来的。”
今年4月到7月，正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一的曾韵将前往德国，受邀在柏林歌剧院当客席首席。一颗耀眼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曾韵
【自述】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蛮特殊的。之前我都是参加圆号比赛，圆号和圆号比，评委都是圆号评委，大家审美比较统一，选择的曲目也是学术性很强的。但是柴可夫斯基没有给圆号写过独奏作品，再加上铜管组是小号、圆号、长号、大号一起比（评出前八名），不能老搞学术的东西，要把乐器的魅力释放出来，这样才有可比性。
所以选曲很讲究，我选了柴可夫斯基的一些小曲改编成圆号曲，比如《船歌》《如歌的行板》，很抒情，很高级，也很通俗。恰恰这几个作品吹得最好，反响最好。
比赛强度太大，战线拉得很长，走到最后，我心态不是很好。决赛我是第一个，吹完直接走了，觉得吹得不是很好。那是阴天，淅淅沥沥的小雨洒在肩头，我觉得自己像个loser，一个人坐公交车回酒店，倚在窗边。我还发了条朋友圈，感谢学校支持，很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
晚上十二点半才宣布比赛结果，第八到第二都不是我，我想完蛋了。结果，我和一个俄罗斯的长号并列第一，他是马林斯基剧院的首席。我疯了！
比赛结果宣布以后，我五点起床去莫斯科，晚上参加获奖者音乐会。第二天凌晨回到圣彼得堡，晚上又参加获奖者音乐会。捷杰耶夫在马林斯基剧院是“肆无忌惮”的，音乐会九点多才开始，一直演到凌晨两三点，座无虚席。观众出门，光会透进来，但我记得那晚剧院后面那堵墙一直是黑的，没有一个观众走。
那天我演的就是格里埃尔《降B大调圆号协奏曲》（二乐章）。我当时有一个最淳朴的想法，吹不好你也不会把奖收了，我随便吹，但恰好就是随便吹，特别放松，好舒服。
捷杰耶夫在舞台上很可靠，他自己很有信心，作为一个独奏家站在他旁边是很有安全感的。比赛完，我以交换生的身份去瑞士日内瓦学习，又和捷杰耶夫合作了几次。有一次是与世界和平乐团（节日性质乐团，由世界各地交响乐团首席组成），演奏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和舒伯特《第九交响曲》，演完他直接在台上哭了起来，很感性的一个人。
柴赛获奖者音乐会，曾韵和捷杰耶夫。
父亲是四川交响乐团圆号首席。我能够走向音乐，走向圆号，绝对是受他的影响。他经常把我带到演出后台，音乐家们台前幕后的生活，那种集体的合作和演出，对我触动很大，以至于我现在也特别喜欢室内乐和乐团的演出，特别温馨。音乐就是要交流，要交朋友。独奏真的很孤独。
我们家三代人吹圆号，好像一种家族事业。爷爷吹，父亲吹，伯父的儿子也在吹。
我6岁学圆号，学习非常主动。我小时候特别内向，跟同学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吹乐器好像学会了另一种语言，很浪漫主义的一种语言，会让人有寄托感。
小时候父亲对我管教很严，做错什么事马上脾气就上来了。但没有因为吹号打过我，他很放心。他觉得我有天赋。一开始，他就希望我走专业道路，觉得有一技傍身很有安全感。他是很坚定的人，跟程蝶衣一样，觉得这是从一而终的事情。
五年级时，父亲带我去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老师温泉鼓励我，不要考小学了，直接考初一。我11岁上初一，一个人，爸妈把我扔在那住校。妈妈每一个月跑一次北京，来看我干嘛？小时候没心没肺的，大了反而有点想家。
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我慢慢打开了自己，甚至变得“社交牛逼症”，因为大家都在用同一种音乐语言交流，回到生活中也有共同话题。
虽然从小就爱圆号，但我也受过打击。有一次我和一个大提琴姑娘一起演舒曼的《梦幻曲》，台下同学悄悄说，圆号的声音怎么像放屁？好受打击啊！那时我才7岁。童言无忌嘛，但这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高一有一件事情特别感动。我去俄罗斯比赛，拿了个小奖，别人觉得这孩子挺有意思，长得矮矮的，圆号吹得还可以。第二年我受邀参加圣彼得堡的音乐节，第一场演出在穆拉文斯基音乐学校，台下很多小朋友，吹完我收到好几幅画，笔触特别稚嫩，有人画了一个奇怪的大哥哥在吹号，还用俄语写着“哥哥好帅”。
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圆号就是在乐团里吹吹独奏、吹吹伴奏，躲在象牙塔，那时候才意识到圆号是有魅力的，真的可以让大家感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听那些非音乐人的评价。音乐人都知道吹圆号难，惺惺相惜，更多是好的评价，但我觉得不客观。
柴赛获奖者音乐会，曾韵谢幕。
圆号感人的点不在于一直输出。它的声音比较有包容性，作曲家经常用圆号作一种哲理性的、总结性的发言，把这个段落结束，进入下一个段落，比如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马勒也经常这么写。
还是蛮神圣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突然出现圆号这么一个空灵、温暖、多变的音色，所以必须吹好，就像发射火箭一样，必须非常精细，万一出点错误，火箭就升不上去了。
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的性格。圆号低调、谦虚，需要它时，它必须站出来，有点像幕后英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从技能上来说，吹圆号绝对很有难度。我们的嘴吹得稍微有一丢丢的偏差，就会跑到另外一个音上面去，那就叫“冒泡”。
手可以做很一些精密的动作，像小提琴，音准稍微拉次一丢丢，手指转一下，就救回来了。圆号震动的来源全在嘴上，很难！如果没有嘴的震动，就相当于小提琴没有弦，钢琴没有键，木管没有哨片，圆号就出不了声音。
我们平时会在家里用嘴唇练习发音，嘟……有时候也会叼叼筷子，练习嘴的力量。大家经常练琴8小时，但我一般不超过4个小时，纯吹的话，多了会受伤，嘴很脆弱。但必须让自己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8个小时。我有个窍门，吹一遍，听一遍录音，等于练了8个小时。
圆号音色谦虚，从独奏到伴奏，什么场合都用得上。在乐团里，小号、长号吹完高光时刻就可以休息了，圆号陪它们吹完，还要陪木管吹，陪木管吹完，还要陪弦乐吹，真的是超级累的打工人！
而且，我们要花好多倍的精力去控制圆号，不让它犯错，不要冒泡。一场音乐会动辄一两个小时，要保持这么长时间不冒泡，太难了。只要一不注意，冒泡就会发生。有时候吹得正美，突然来一个泡，猝不及防，你自己都没有办法。
冒泡非常容易被听出来。不用慌张，冒都冒了，救不回来了。但冒泡的频率不能太高，太高的话绝对是三个字：不练琴。大家经常说，圆号冒泡，上帝都会原谅。但观众绝对不会原谅你，买票花钱来听你冒泡？我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我希望大家骂，多骂一点。
“探索俄罗斯”音乐会，曾韵和上海爱乐乐团。
乐团里有很多大胖子圆号，坐着吹重心比较稳。但吹独奏不一样，我要站起来，不由自主随着音乐去动，需要身体有一定的运动强度。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我就很少做竞技运动，踢足球、打篮球容易受伤，就做有氧运动、垫上运动。
有时候身体确实会有一些反应。前两年在莫斯科有一场音乐会，过劳肥，精神不是特别好，吹完程式部，很喘，吓死了。后来有一次在圣彼得堡和张国勇老师合作，他说你不行啊要运动。我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游泳。
现在好多了，基本上没有什么身体负担。上次去昆明演出，2000米的海拔，吹舒曼的一部长线条作品，身体没有太大的反应。
其实吹圆号并不需要你胖。我在外网看到好多视频，吹大号的女生都很瘦。我觉得跟心理压力有关系，我在演出前很想好好休息，吃好睡好，只有吃只有睡，绝对就会胖。
以前我是很病态的，有很多奇怪的习惯，比如演出前一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洗澡，强迫症，心理暗示，觉得这样做才能吹好。
我跟温老师学了10年，知根知底。前两天他给我打电话建议，要么尝试在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演出场合，不睡觉，去博物馆逛一逛，去公园逛一逛，拍拍照，然后再来演出？诶，我发现真没有什么差别！
这就像我们总喜欢对比各种奇怪的演出版本，而那些大演奏家的版本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每一句都这么抠，很多演奏都是自然流露，有很深的底蕴，有很棒的心态，有很好的节奏，一切都是自如的。
要保证舞台完美，又要让自己觉得舒服，真的好难。去年11月从德国回来后，每次演出前，我开始尝试让自己放松。放松需要学习，勇敢地踏出这一步，你才知道放松有多么好。但是对自己有艺术要求，也是一件比较有安全感的事情，在你过度放松的时候，还能把你拽回来。
紧绷是因为想完美。我会经常怪罪自己，把错误全部怪罪到自己平时的习惯上。小时候吹不好，我会怪自己状态不好或没有练好。最近有一次演出，我突然释然了，我就是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人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清自己的过程，探索自己实力的那根线到底在哪里，再慢慢用科学的方式把这根线拔得越来越高。
老师的心理疏导太重要了，特别感谢温老师。他现在不在舞台上，完全是幕后英雄，特别聪明，很擅长思考，也很擅长逼着我们去思考。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犯了任何一个小错误后，脑子里都要开一个小会，要分析错误，提炼总结，错误不能白犯。
我很珍惜舞台。有可能100个观众里，99个是居委会送票，但没准就有一个音乐学院学生，或者不远千里跑来看你的。前几天在长沙演出，有人说我去贵阳看你演出了，从武汉过去的。得亏我好好吹了！有这种观众特别开心，所以不管在哪里演出，要好好吹，哪怕只有一个这样的观众。
“探索俄罗斯”音乐会，曾韵和张艺。
师哥梅第扬考进柏林爱乐乐团，对中国音乐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德国市场很包容，但很难打进去。
我初一时，他高一。他从小就是一个天才。我记得他参加了学校里的中国少年交响乐团，还组建过四季室内乐团，很难想象在乐团里，一个中提琴如此抢眼！而且他从小拉琴就非常有音乐家的范儿，不是做作，不是装的。
我能感受到师哥耀眼的天赋。只要你觉得和他做音乐很开心，或者看他做音乐都很开心，这个人一定是有音乐天赋的。
作为长沙伢子，师哥的性格也很好。去年，我们去德国参加ARD比赛，他很照顾我们，决赛还带了很多朋友来支持。早几年，他拿了ARD比赛的中提琴冠军。
每个人的成功之路都是不可复制的，师哥一定有自己的丰富经历、深厚扎实的功底，才能走出这一条路。我要慢慢把自己的路走得直溜一点，不要弯弯曲曲，一直不忘初心，我相信会有好报的。
也有人用“天才少年”形容我，这个称呼有时会让我面红耳赤。自己很难说自己是天才，因为努力只有自己看得到。天才不意味着可以少努力一点。我现在常想，要是附中每天能多练一个小时，我下次在上海的演出说不定就能少冒一个泡。就是这样，很现实的。不管你是天才也好，庸才也好，只要你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问心无愧，就幸福了。
柴赛之后，我有了很多机会走到最前沿的演出阵地。我现在特别幸福，和乐团演出，基本都能上半场吹一个圆号协奏曲，下半场再加盟乐团，是一个双重体验。我还会和很多好朋友、前辈艺术家一起搞室内乐。独奏、乐团、室内乐，正在读书的我正好探索一下，未来如果要走演奏之路，哪种形式才是我最喜欢、最擅长的。
也有人劝我去改指挥。就跟升级一样，圆号搞得好，就可以去搞指挥了，钢琴弹到头了，也可以去搞指挥了。但我觉得一定还可以探索，圆号这件事情值得做下去。
很多指挥家值得学习，特别像张国勇老师。那个年代的音乐家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慢慢打磨的匠人精神，不花里胡哨，潜心做音乐，对年轻音乐家来说非常重要。
为什么没去国外留学？我很相信国内的音乐教育。参加ARD比赛时，好多人劝我不要去，毕竟德国人觉得圆号是一件德国乐器。我就去“打脸”德国人。我有自信。我一直在国内学习，本土培养、中国制造，既然能在柴赛和ARD拿奖，说明国内的音乐教育一定有可取之处。
国内如今不乏优秀的小提琴家、钢琴家，因为这些乐器在国内起步早。优秀的圆号演奏家也在变多。张艺老师跟我讲，音乐家的培养、音乐行业的发展是“马拉松”，必须要靠一代一代人不断坚持，去打造出一个更高的巨人肩膀，让下一代站在肩膀上面。我刚好站在了巨人肩膀上，一够手就能触碰到highlight。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管乐会越来越好，现在有更多的年轻朋友在学习，这是一个好迹象。
我鼓励大家参加所有对自己的职业道路有积极影响的活动，比如比赛、夏令营、节日性质的青少年乐团。比赛肯定是成名最快的一条道路，我比较幸运，基本上都是“贼不走空”，总会拿点东西回来。但肯定也有不幸运的。对比赛失利的人，我想说，我们还有很多方式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加有趣。我现在基本把所有比赛都参加完一遍了，我也要去寻找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责任编辑：梁佳 图片编辑：沈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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