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刘中民
最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出现了缓和向好的积极信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于1月20日致电以色列外交部长伊尔·拉皮德，这是两国高级外交官13年来的首次通话。2月3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将于3月中旬访问土耳其，但以色列总统办公室尚未对此回应。埃尔多安在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曾表示，在美国表示不支持希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共同修建东地中海管道的计划后，土耳其愿意与以色列合作修建一条经由土耳其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另据报道，自以色列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埃尔多安和赫尔佐格已经通了三次电话，目前双方正在就赫尔佐格访问土耳其进行谈判。
2021年，复杂的内外因素导致中东地区大国战略困境加剧，“阿拉伯之春”迸发的诸多矛盾得到相对缓释，进而使地区大国关系出现积极的缓和。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据报道，目前伊朗与沙特正在积极为复交做准备。而以色列在继续与伊朗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对抗、冲突的同时，也从外围突破，不断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2020-2021年相继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缓和之风吹拂之际，土耳其与以色列作为两个地位重要的地区大国，双方领导人在2021年尽管多有改善关系的善意表示，但始终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在冷战时期，土耳其是最早承认以色列并与其建交的伊斯兰国家；伴随阿以冲突爆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因巴勒斯坦问题出现摩擦，但双方并无严重冲突。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双方还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同盟关系。伴随2000年以后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巴以多次爆发冲突，特别是2002年正义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回归中东，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急转直下，双方在巴以问题、库尔德问题两个彼此关切的核心问题上相互攻击，在几乎所有中东热点问题上摩擦、冲突不断。2010年和2018年，两国曾两次召回对方国家的大使。
尽管土以关系近日出现了缓和迹象，但土耳其外交部仍在指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而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组织了一次“旨在提高人们对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冲突的认识的研讨会”。
考虑到土耳其在2021年以来与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家的关系均处在改善中，土耳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就土耳其与以色列近20年的关系而言，双方的利害关系和利益纠葛，都远比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家的关系更加复杂。两国在巴勒斯坦、库尔德核心问题上严重分歧，决定了其关系缓和的前景依然难容乐观。
埃尔多安在一次会议上展示巴以双方的领土变化。 半岛电视台 图
一、20世纪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合作与矛盾纷争（1949-2000）
土耳其于1949年承认以色列建国，不仅是最早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国家之一，也是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但是，由于忌惮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它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做法与以色列保持接触。
1958年，以色列总理戴维德·本-古里安和土耳其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秘密会面，双方达成“外围协议”（peripheral pact），加强双方在情报和军事方面的合作。这一协议是以色列“外层联盟”（peripheral alliance）战略思想的实践，是以色列议员巴鲁赫·乌兹 （Baruch Uziel）于1948年提出的。他认为阿拉伯国家构成对以色列的最大威胁，以色列必须和非阿拉伯民族与国家发展同盟关系，建立一个比阿拉伯人更加强大的联盟。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接受并发展这一思想，他主张以色列应越过敌对的阿拉伯邻国加强与土耳其、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关系。（参见章波：《冷战时期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述评 》，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8期，第46页。）土以“外围联盟”虽然得以建立，但由于土耳其不愿意得罪阿拉伯国家，因而土以关合作仍比较低调甚至处于秘密状态。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土耳其与美国同盟关系受到重挫，特别是美国受苏联压力同意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警告土耳其不要出兵塞浦路斯（参见刘中民：《“不同路的盟友”：亦敌亦友、忽敌忽友的美土关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28754），使土耳其不得不转而寻求阿拉伯国家甚至是苏联的外交支持，而以色列在阿以战争中不断攻城略地并占领耶路撒冷，也使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在与以色列关系上承担着巨大的道义压力。
在上述背景下，土耳其于1966年停止了1958年签署的土以秘密协议。在1967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土耳其不允许美国通过土耳其军事基地支持以色列，反对以色列通过武力手段强占阿拉伯国家领土，并积极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土耳其仍拒绝美国通过土耳其的军事基地援助以色列。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民族秩序党、民族拯救党等政党，都强烈谴责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1975年11月，土耳其政府支持联合国关于把犹太复国主义列为种族主义的决议。（参见章波前揭文，第47-48页。）
此后，土耳其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法塔赫建立联系，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土以关系中的敏感议题。1974年土耳其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1979年，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前往土耳其，在安卡拉开设了巴解组织一个办事处，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严重下滑；1980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耶路撒冷法案，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土耳其谴责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并关闭了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同时把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二秘级。土耳其因此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特别是沙特的经济援助。
但是，土耳其一直没有中断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特别是两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仍在秘密进行。两国情报机构的秘密交往也一直在进行，土耳其仍同意以色列空军飞机通过其领空。
20世纪80年代，美国推动中东和平，以及厄扎尔任土耳其总理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缓和，都为土耳其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创造了条件。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约，使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中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压力大大减轻。1982年，土耳其对联合国关于谴责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决议投弃权票；1983年厄扎尔出任土耳其总理，他主张加强土耳其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强调通过发展与以色列关系争取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的步伐加快。1986年9月，土耳其派大使级别的外交官至特拉维夫任代办；20世纪80年代中期，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经贸合作和军事安全合作不断加强。1987年巴以冲突再起，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导致土耳其社会中反以呼声高涨，但这并没有影响土耳其与以色列官方关系进一步发展。
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中东霸权确立、阿拉伯世界分裂加剧、中东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都为土耳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与以色列重新进行大使级接触，但也注意保持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关系的平衡。1991年12月19日，土耳其宣布同时把它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
在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和以色列利用冷战后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马德里和会、海湾战争和奥斯陆协议，使双方的关系从经济关系为主转变为牢固的安全伙伴关系。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以色列战略联盟的基础是“双方权宜之计的结合，部分原因是双方都认为叙利亚是一种安全威胁。”
土耳其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主要体现为1996年两国签署的《土以军事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土耳其允许以色列飞机进入其领空，允许以色列利用其机场作紧急着陆，两国海军船只可以进入对方港口，举行军事演习等；以色列将帮助土耳其空军实现现代化，提高土耳其现有美式战斗机的作战能力。从实践上看，合作协议签署后，以色列国防军帮助土耳其部队更新了装备，以色列空军进入土耳其进行训练，两国决定联合生产空对地导弹，并且在地中海举行联合海空军事演习。
此外，两国经济与社会交往也日益加深，旅游业和贸易不断增长。1999年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后，以色列迅速提供了官方和私人援助，获得了土耳其的好感。2000年，以色列和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以色列从土耳其购买水资源，并签署了第一个促进科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有美国的研究报告评价说，冷战期间“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更多是权宜之计的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而从1992年到2000年，双方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二、21世纪以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长期危机与和解难题（2000-2016）
2000年底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的选举胜利都动摇了土耳其和以色列的联盟，因为埃尔多安任总理后，反对以色列在土耳其日趋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例如，2004年，在以色列暗杀哈马斯领导人艾哈迈德·亚辛后，埃尔多安谴责这是“恐怖行为”（terror act），并且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国家恐怖主义”（state terror ）行径。尽管如此，双方外交关系以及民事和军事合作仍得以维持。
以色列从加沙撤军曾导致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短暂改善。2005年5月，埃尔多安访问以色列——这是他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访问，他还邀请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访问安卡拉。2005年9月，土耳其促成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首次公开官方会谈，被外界视为土耳其寻求推进地区斡旋外交的重要成果。
但是，哈马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选举中胜利，以及随后哈马斯领导人和土耳其政府官员在正义与发展党总部举行会晤，打破了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平衡。加沙暴力冲突升级和2006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导致土耳其对以色列的舆论谴责和民众抗议活动高涨。尽管如此，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仍然得以保持。在2007-2008年，土耳其甚至斡旋了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秘密谈判。
2008年是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分水岭。在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问土耳其，并与埃尔多安讨论以色列与叙利亚关系三天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这次行动不仅结束了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和平进程，更改变了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埃尔多安认为以色列的做法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更是对双边关系的致命打击。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原因，在随后举行的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公开发生冲突。
此后，双方外交言辞冲突更趋激烈，土耳其方面称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是“种族灭绝”，而以色列称将承认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当时，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外交纷争已经影响到双方的军事合作。例如，土耳其阻止以色列参加安纳托利亚之鹰（Anatolian Eagle）军事演习，美国和意大利退出演习以示抗议，导致演习被取消。
2010年5月发生的“蓝色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事件是土耳其与以色列双边关系历史上的第一次冲突事件，两国因此撤回驻对方国家的大使，导致双方外交关系陷入停滞达六年之久。“蓝色马尔马拉”号是由土耳其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Insani Yardım Vakfım[IHH]）购买，参加加沙救援船队、寻求打破以色列对加沙海上封锁的最大船只。由于该船未听从以色列海军的警告，以色列国防军突击队对其进行袭击，导致10名土耳其活动人士（其中一名是美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公民）死亡。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斡旋也无果而终，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降到代办级，两国关系进入了长期的动荡期和疏远期。
2015年以来，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促进了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的和解。
首先，两国在叙利亚的共同利益增强，两国政府都从寻求叙利亚政权更迭转向了更加看重自身利益。土耳其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在叙利亚出现一个库尔德自治区或独立国家，以色列则极力避免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其北部边境建立反对以色列的基地。
其次，土耳其和以色列在遏制和防范伊朗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两国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伊朗，2015年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伊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影响力上升，加剧了以色列和土耳其对伊朗扩张的担忧。
最后，东地中海油气田发现后，开发和管道建设使土耳其与以色列拥有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土耳其大约60%的天然气进口自俄罗斯，土耳其2015年11月击落俄罗斯轰炸机事件，促使土耳其认识到了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在地区内寻求其他能源伙伴，而东地中海油气田的发现为土以合作提供了契机。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土耳其和以色列代表于2015年12月签署了初步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其中包括为“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受害者提供2000万美元赔偿基金，以及以色列从土耳其引渡一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2016年6月底，双方签署了和解协议。据报道，该协议主要内容包括：除了补偿，以色列将允许土耳其在加沙进行基础设施（如医院、电站和海水淡化设施）建设；为维持长期盟友关系，土耳其致力于通过法案，不再向以色列国防军索赔；土耳其承诺，不允许哈马斯从土耳其领土上对以色列进行任何恐怖主义或军事活动。
当然，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核心障碍并没有得到解决，双方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策略。土耳其放弃了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封锁的要求，以色列也接受了哈马斯在土耳其的继续存在。
三、当前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中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冲突（2016年以来）
2016年底，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的关系既存在利益交汇，也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异常复杂。在利益交汇领域，两国政府在经济、能源、安全领域都有合作，但双方关系仍然面临着多重障碍，两国政治领导人与公众之间的不信任，尤其是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库尔德问题以及土耳其与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希腊在能源问题上的严重分歧，都是双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1.经济利益是双方最大的利益交汇
在2010年至2016年，土以外交危机使双方经济合作受到了一定冲击。在“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后，在土耳其经营的以色列公司数量有所减少，有33%的以色列公司停止了在土耳其的运营。但是，以色列和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区分处理经济和战略关系。尽管两国冻结了外交关系，双边贸易仍有所增加。随着两国关系缓和，双边贸易一直在上升。到2017年，以色列是土耳其的十大出口市场之一，而土耳其是以色列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
以色列的另一经济利益是土耳其向以色列航空公司重新开放航空市场。恢复以色列航空公司飞往土耳其的航班为以色列带来了实质性的经济利益。此外，以色列和土耳其在旅游业领域共同利益巨大。“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土耳其恐怖袭击都曾影响双方的旅游，导致游客严重下降，2016年以后才有较大恢复。
2.能源合作领域利益交汇与分歧共存，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土耳其与以色列围绕东地中海的油气合作受到复杂政治、安全、经济和技术因素制约，这些因素涉及其他几个可能参与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国家。
2010年，在以色列海岸发现利维坦气田（Leviathan gas field），估计拥有4700亿至62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该气田的开发可能需要耗资约40亿美元。针对与土耳其的能源开发和管道建设合作，以色列有两派主张：支持者认为，土耳其市场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利可图，土耳其存在对天然气供应多样化的需求；怀疑论者强调，建设从利维坦气田到土耳其的海底管道，需要估计20-40亿美元成本，潜在政治冲突使保护管道面临严峻挑战。建设以色列-土耳其管道的另一主要因素是塞浦路斯的作用。塞浦路斯官员已经明确表示，除非与土耳其的冲突得到解决，以色列支持塞浦路斯的立场，否则他们不会允许该管道通过他们的专属经济区。2017年7月，土耳其与塞浦路斯的和平谈判破裂，以色列-土耳其管道的政治障碍进一步加剧。
东地中海油气开发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各方的政治博弈。“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后，以色列与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关系一直在加强。2017年12月，以色列与塞浦路斯、希腊和意大利签署了一项协议，探索建设1200英里的东地中海管道（EastMed）项目。以色列也一直在探讨与约旦、埃及进行合作。因此，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深受土耳其、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埃及各国的复杂关系以及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影响的制约。
3.巴勒斯坦问题和库尔德问题是双方政治关系的核心分歧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和以色列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而巴勒斯坦内部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派系竞争导致土、以、巴三角关系复杂化。土耳其与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歧集中在两个主要领域——加沙和东耶路撒冷。2018年5月，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启用，以及2018、2021年两次加沙冲突爆发，都使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更趋紧张。
土耳其对以色列的要求之一是解除对加沙的封锁，而以色列要求土耳其停止在其领土上庇护哈马斯领导人。有美国学者认为，由于正义与发展党支持哈马斯的母体组织——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因此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与土耳其的关系并不是基于共同利益，而是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哈马斯的军事部门成员仍在在土耳其开展活动，并获得正义与发展党的财政支持。因此，土耳其与以色列围绕哈马斯的分歧是涉及正义与发展党意识形态的深层次冲突，而以色列则把土耳其对哈马斯的支持与支持伊斯兰激进主义、影响巴勒斯坦政治进程相联系，进而使双方敌意不断加深。例如，2018年5月加沙发生冲突后，埃尔多安和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外交报复和尖刻语言攻击，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表现，双方甚至因此再次召回驻对方国家的大使。
东耶路撒冷问题是土耳其与以色列矛盾的另一焦点。土耳其不断指责以色列试图改变耶路撒冷和圣殿山的现状，以色列则谴责土耳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东耶路撒冷的伊斯兰主义组织。2017年12月，埃尔多安反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其态度比其他任何穆斯林国家领导人都要强烈。而内塔尼亚胡则谴责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内部异见人士和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政策。
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土耳其-以色列的中长期关系将主要受到巴以问题的影响，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很难改变，其紧张与缓和的频率也将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周期性爆发与缓和同步。由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短期内出现重大变化也不太可能。尽管两国都威胁要切断双方关系和相互驱逐大使，但双方的关系不会完全破裂。
库尔德问题是土以关系中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色列一直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保持着谨慎的军事、情报和商业联系，部分原因是为了建立对抗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伊朗的缓冲区。2014年6月，内塔尼亚胡成为首位表示支持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独立库尔德国家的国家领导人；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独立公投前，内塔尼亚胡强烈支持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KRG）举行独立公投，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特别是埃尔多安的强烈不满。
总之，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冲突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既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国内政治等问题，又涉及地区事务和一系列域内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复杂博弈。双方在经济、能源、安全领域都会维持一定合作，但在一系列政治和安全议题上的战略分歧，以及近二十年来积累的深刻不信任，都使双方的彻底和解难言乐观。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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