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立春的5个故事
上班第一天，钟主任的“怕与痛”
2月3日，成都开始部分恢复生产。
早上8点半，成都蜀都公证处副主任钟良开车从自家小区南门出发上班。从高新区到单位，平日大概需要四五十分钟，但如今20来分钟就够了。往常钟良也几乎不走小区南门，因为绕远。但如今小区西门北门都封了，只留了南门的通道。
车上放着便当。单位有专门的微波炉房，中午热一热就可以吃。以往钟良从没带过饭，商业街一带美食太多，对钟良而言是无法抵挡的诱惑。春节七天，他在家当了七天“煮夫”，但这个便当是妻子付丽亲手做的。她不放心他去上班，临出门前“洗手”“消毒”“戴口罩”反复叮咛。他知道她怕，他自己心里也不是没有担忧。但公证处是公共法律服务，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不能随意停摆。何况没有业务就没有收入，400来号员工，处里担着他们的人生梦想，也担着他们的生计家庭。眼下公证处业务已经大幅萎缩，未来几个月前景也有着极大不确定性。不过这样的疫情次生之痛，他并不想挂在嘴上。反正怕与痛，总得选一样。
2月1日，钟良向主管单位市司法局提报了复工申请和详细的防控方案，获得批准。之前，1月23日，处里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整个春节期间，下设防控物资小组就一直忙着采购口罩、消毒液等防控物品。很难，不过总算在上班前一一到位。另外，主管单位市司法局已经通知，将对一线复工单位每日提供20个口罩。公证处的办证大厅空间也足够大，三处办证地点，都在1000平米左右，通风状况良好，而且处里还开通了网上办证服务，现场不会出现人员聚集的状况。
8点50分，钟良到达东城根街。进停车场时测体温，37.5°。
出门时天很冷，钟良有点怕，怕一不小心伤风感冒。成都要求恢复生产期间必须有领导在岗，但处里另外两个主任都因春节外出而留观，他再生病，单位就没法运行了。非常时期容不得头疼脑热，所以一路上他把空调开得有点过分足。但停车场保安并不听解释，铁面无私，毫不通融。钟良只得在路边站了会儿，好在有惊无险，体温很快恢复正常。
上楼，再次测体温，作登记；进门，洗手，消毒。看似机械的一系列操作，恰恰对防控疫情极为有效。细微之处，人们曾经忽略很多，如今也算是亡羊补牢。实际上，对于上班，员工的心态也大致相同，有对未知的怕，也有现实的痛。两害相较取其轻，这样的心态下，没有任何人对任何防控措施有微词。
空旷的办证大厅里，工作人员已经基本到岗，都戴着口罩，没有了往日的寒暄。但点头示意中，眼神里却多了很多内容。艰难时刻，短暂的离别也成了久别重逢。怕聚集，但聚在一起，又有了抱团取暖的温度。由于疫情当前，公证需求不大，再加上办证区需要严格控制人员密度，因而单位采用轮流值班制度，除了需要到岗的，都尽量在家电话办公、微信办公。留观人员会在每天下午4点报备身体情况，其他人员则每天朝九晚五在云考勤中报到并报备身体情况。云考勤可以自动记录员工位置信息，平日里，总会有员工吐槽这侵犯了个人隐私，但非常时期，这种定位功能为有效防控提供了很大帮助。技术的发展就是如此，既推动人类社会进程，也带来各种负面影响。这大概也是疫情过后人们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虽然办证的人陆续前来，但对照往日少了很多，这让钟良感到有点不习惯。往常，钟良的办公室门里门外总是挤满了人，但今天，大家都改用微信、电话了。这也让他感到有点不习惯。猝不及防的疫情，倒逼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行为习惯，甚至相处模式。
一上午，钟良在东城根街和商业街两处办证地点之间来回跑。查看员工到岗情况，巡查防控措施落实。对照复工要求的一条一款，不敢有半点疏忽，不敢有半点偷懒。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自己不能倒，员工不能倒，单位不能倒。
中午1点，市司法局机关党委书记带队前来检查防控措施。
下午3点，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又带队前来巡查。
病毒其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对此必须有敬畏之心。但事在人为，天灾人祸从来都是连在一起，天灾避无可避，而人为却可以改变其伤害程度。或轻或重，全在态度。
下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个市民前来为其在日本留学的女儿办出生证明，要得非常急。涉外公证需要翻译，以往公证处在南京有定点翻译公司，时间需要两到三天，但疫情之下这个时间显然无法保证。于是，公证处赶紧四处联系本地翻译公司，才得以迅速搞定。这样，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出证了。市民很感激，钟良很欣慰。怕与痛，似乎在此时得到了平衡。
再过一天就是立春，成都天气晴好。一只小鸟飞到街边，仰头对着冬日最后的暖阳，叽叽喳喳。
作者 刘琴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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