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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魏雪漫，
在40岁时成为了一名母亲。
此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她关注起单亲妈妈的群体。
2015年，雪漫创立「一个母亲」，
通过一个个为单亲妈妈录制的音频，
汇集了全国3万个单亲妈妈，
最小的20岁，最大的50岁。
来自各行各业的单亲妈妈们，
自发地抱团，组建社群，
用各自的专业知识，互相帮助。
「一个母亲」也成为了
中国第一家关爱单亲妈妈心理的公益组织。
在中国，这个群体达到2000万。
造成独抚的原因多种多样，
其中离婚占比67.3%，
丧偶占比16.4%，
“这个群体很庞大，但并没有被看见。”
每个妈妈背后都是滔天的暴风雪，
她们中63.5%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
每一分钱都紧巴巴地用，
但每一天都好好地活。
她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独抚妈妈”，
因为更具有“自主性”和“力量感”。
一条采访了雪漫和四位独抚妈妈。
“「一个母亲」可以看作是
安静坐在独抚妈妈身后的另一个女性，
陪着她们流泪，允许她们悲伤，
允许她们脆弱。
妈妈特有的韧性、智慧和勇气，
在这里都会被激发。”
编辑 陈星 责编 倪楚娇
40岁生日那天，魏雪漫站在镜子前，审视着自己的身体，看着自己逐渐变大的肚子，她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一位母亲。
在魏雪漫成为母亲之前，她是一位歌手，小有名气。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个北大的心理学女博士，发现她不仅一个人养着三个孩子，同时还兼顾着学业和事业。
雪漫的内心是震撼的，“她温和、坚韧、非常有力量，我从没想过她是一位单亲妈妈。”一直关心女性成长，并有专业心理学背景的雪漫，开始关注单亲妈妈群体。
独抚妈妈们的命运共同体
「一个母亲」最开始只是一个电台的形式，雪漫一个人制作了20期音频节目，与独抚妈妈的心理、故事有关，带着妈妈们做冥想，提供心理支持。
渐渐地，收听音频的独抚妈妈越来越多，6年来，3万个妈妈聚拢到一起，组建成一个个QQ群、微信群，群里汇集着3万种心碎。
“孩子爸爸猝死没有留遗嘱，我该怎样争取自己的权益呢？”
“学校在校门口贴出所有孩子的情况，我没有填爸爸那栏，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怎么跟老师谈这件事？”
“我是丧偶的，一个人带三个娃。我一边上班一边带着他们，每天6点起床，老三上一年级，下午3：55分放学，我还得请1个小时的假去学校接她，再继续到单位上班，下班了再给她做饭吃，那也得生活啊。”
“有时候会自责，为什么带给宝宝这么渣的爸爸，带给宝宝这么分裂的原生家庭…… ”
这些妈妈来自全国各地，最小的20岁，最大的50岁。从事各行各业的她们，自发地用各自专业的知识，互帮互助。还有很多不同专业的志愿者，加入进来，为妈妈提供支持。
律师妈妈和义工们提供法律援助，教大家如何打离婚官司，如何争取抚养费，如何兑现亡夫的遗嘱……
擅长心理咨询的妈妈们，教大家如何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如何给自己做心理疏导……
懂理财的妈妈们，会给其他妈妈做个案，提供理财服务。
媒体记者妈妈们，采集大家的故事，写成一篇篇文章发在公号上，供大家阅读，提供微量但巨大的心理支持——“你不是一个人”。
“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很难提供直接的帮助，但同城的妈妈们会时常见面，互相出出主意，小姐妹间的聚会，也是一种喘息。有的还会把多余的书本、衣服捐赠出来。有些妈妈互相熟悉后，会‘轮班’照顾彼此的孩子。”雪漫说。
“丧偶后，负重前行成为生活常态”
独抚妈妈面临的困境是综合的，育儿只是其中的一面，她们个体心灵所受的伤，同样不容小觑，其中伤得最重、最难“康复”的通常是丧偶妈妈，这个群体全国共有260万。
刚刚经历丧偶的杏蕊，要一个人协调两个小孩的一日三餐。因为要带小孩看病，我们调整了许多次访谈的时间。
她几乎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从睁眼到闭眼，每天的时间，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
丈夫上一年癌症去世，从他发病，到回老家下葬，一切都发生得很快。这对于杏蕊近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丧偶妈妈初期会面临很多事务性问题，包括最简单的银行卡、身份证注销、死亡证办理等。这些事情，杏蕊一个人跑下来，每办一次证明，都要被揭一次伤疤。
她的先生是一名律师，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查出来癌症的时候，第二个小孩刚出生。整个家庭处于兵荒马乱的状态。
先生进行了一次保险治疗之后，病情虽有好转，却忽然消失。“我再见到他，就是一个月后了。当时我真的吓了一跳，一个大男人从150斤降到90斤，一下子变成一个纸片一样的人了。”
回老家下葬的时候，杏蕊成了攻击对象，丈夫的爸爸妈妈指责她克死了老公。“他们认为你是寡妇，就不要出去害人了，就不能出门。”
杏蕊现在唯一的财产是一套房子，还有23年的房贷，每个月要还8000元的房贷。
“我想过把房子卖掉，但先生家里人不同意，一直拖着不签字也不公证。我丈夫曾发微信给他家人，说我对他是有恩的，无论如何一定要照顾好我和两个孩子，他们都答应得非常好，而先生去世之后一切都变了。”
小儿子到2岁了还不会说话，大儿子10岁，一个似懂非懂的年龄，但他说出来的话，经常让人非常吃惊。
“你不知道你现在在遭遇什么吗？你不知道你爸爸死了吗？你还让不让人活了？你是想让我也死吗？那我也不活了。”在今年的父亲节，大儿子对小儿子这样说。杏蕊只能偷偷抹眼泪。
杏蕊经常陷入自我否定中，累了趴在沙发上睡，醒了就望着两个孩子的玩具和衣服发呆。“我不是一位好妈妈”的自我怀疑，经常出现在她脑海里。
“现在我整个人都还是懵的。先生的遗产、身后事都没有处理好，还得养两个孩子。没想到负重前行竟然变成了生活的常态。”
杏蕊每天都会听「一个母亲」的丧偶专题音频，尝试找到一些安慰。包括她们公众号的100个独抚故事，还有疗愈性的文章。
“我觉得这给了我们独抚妈妈很大的能量。就在我们真的支撑不下去，走不下去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前行，这是一种很微妙，但是却很强大的力量。”
杏蕊现在正在学习法律的课程，想要从家庭主妇的身份重新回到职业女性。
“每一分钱都紧巴巴地用，每一天都好好地活”
春芳几乎每天都在焦虑。她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和所剩无几的积蓄，发愁。
2021年的除夕，是她和孩子博文独自过的第13个年，他们在江苏昆山的出租房里，静静地看着外面的烟火。
她想起有一年除夕，准备回老家哈尔滨投靠母亲，但是被母亲当面拒绝。
她不得不原路返回，从哈尔滨独自驾车回江苏。看着乡道边农户家里的炊烟和灯火，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她看着孩子，静静地睡在副驾驶位上，感到“前面也没有路，后面也没有路”。
春芳出生、长大、工作在一个东北城市。30岁之前在哈尔滨的珠宝柜台负责收银，和职业是保安的丈夫相识结婚。
两人在城里有一套两居室。31岁的时候，她生下了博文。在外人看来，她的生活还算美满。生活蒸蒸日上，经济上也多有结余。
百日宴的时候，大家发现了博文的异样——眼睛不会追视。几个月后，孩子被诊断出脑瘫。“在确诊那一刻，我的天塌了。”
长达5年时间，她每日带着博文奔走于医院和家之间，期间一直饱受丈夫的冷漠和他家人的排挤。在孩子16个月的时候，她选择签署离婚协议。
春芳没有了住所，也没有工作，早在怀孕时，她就开心地辞掉了稳定的工作，但她憧憬的生活并没有到来。
只有她自己知道什么叫捉襟见肘。靠打零工，她支付着房租、生活费和孩子的学费，“每一分钱都紧巴巴地用。”
她尝试了各种可行的挣钱办法。做过微商，但因为货源断了选择放弃。贷款买了一台低端外牌车，靠开顺风车营生，结果一个夏天，接到7张罚单，几乎没挣到钱。
春芳无暇照顾自己，唯一留给自己的时间，她选择和「一个母亲」一起度过。
在「一个母亲」的上海群组里，春芳一直很活跃，“我会发言，也因此认识了好多妈妈。”她会在群里唱歌，分享自己的快乐和悲伤，她尝试在「一个母亲」里，把过去的生活拦腰剪断。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说自己的故事了，在「一个母亲」的分享会上，她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讲述。一次一次地揭开伤疤，她每次都咬牙讲下来，“因为我的经历、方法，可能对其他妈妈们有用，而且我说多了，渐渐也觉得这些不算什么了。”
现在春芳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抖音带货，“不好的时候一天三五十块钱，好的时候就是三四百块。”但她的抖音签名还是：拼尽全力，努力生活。
这不仅仅是春芳的生存处境。
根据2019年《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及需求调研报告》数据显示，独抚妈妈普遍面临经济压力。63.5%的单亲妈妈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近八成单亲妈妈无法取得抚养费。
春芳就是“懒得要”抚养费。如果不能拿到抚养费，25.6%生活在一线城市的独抚妈妈处于低保水平。
「一个母亲」有一个创业群，妈妈们在群组里交换着彼此的“生存技巧”，怎么样能一边带着小孩，一边去打工。春芳选择开车挣钱，就是群里的妈妈建议的，“因为可以随时照看博文，他可以坐在副驾驶位上。”
对于抚养费的问题，「一个母亲」专门开了法律援助群，鼓励每个妈妈争取自己的抚养费。每个群有30多位律师，他们轮班制，每个星期都会答疑。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看到验孕棒的两杠红线后，30分钟我就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这是Leela的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决定。
当时，25岁的她并不在一个稳定的亲密关系中。“没有存款，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婚姻。但我对生命，还是有某种很倔强的信任。”
Leela大学毕业之后，就在一家救助心脏病儿童的公益组织就职。高强度，高压力，熬夜通宵是常事，但并没有给她造成困扰，相反，她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即使收入甚微。
后来因各种原因辞职，恰逢分手，生活处于“很迷茫，不知道要去做什么”的阶段，在跟自己的一个男性朋友相处了两个月后，Leela意外怀孕。
与男性朋友商量过后，他愿意提供Leela孕期的经济支持，其他要靠Leela自己。
采访时，Leela全程嘻嘻哈哈、没心没肺。包括自己在孕期间的“心碎时刻”，她都“若无其事”。
“有一次我大着肚子搬家，到了家里要装一个沙发。我全程也没有告诉父母，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
但怀孕的时候，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从小，Leela的父母就分开了，跟着姥姥姥爷一起生活。从七八岁起，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她自己决定。她觉得自己能力强，什么都可以，凡事往前冲，自己扛，不能理解别人的脆弱，也不懂什么叫向另一个人寻求帮助。
“孕期出现了大量的空白时段，加上激素、身体上的变化释放了我很多的情绪，我发现自己不太会处理这些负面情绪。”
因为同在公益圈，Leela知道了「一个母亲」，参加了「一个母亲」的心理成长课程。
在课上，老师引导妈妈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感知自己的身体。梳理了一遍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重新认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
在整个独抚的过程，她才真正地开始向内探索。“ 「一个母亲」和我女儿的存在都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更完整。”
她现在经营着一家小的文化传媒公司，和小孩相处得很愉快，每天接她上下幼儿园。“孩子的性格超级好，也比较独立，很善于和别人相处，是小区的小朋友头子。”
从小没有爸爸，她的女儿也找到了一套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有一次高铁上，有人问她，为什么没有跟爸爸生活在一起？她说，我爸爸在美国，我不跟他在一起。”
“含辛茹苦说不上。我觉得，自己首先先学会成为一个人，之后才是妈妈。先学会照顾自己，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Leela说。
采访那天是她女儿第一天上小学，“我特别开心，下午三点要去接她放学。”
“离婚后，最难的是处理孩子的情绪”
蒙蒙在独抚期间，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孩子的情绪。
“孩子经常一哭就是一个多小时，停不下来，不愿意上幼儿园，爱打人。写作业写不出来，很自责，会自己打自己。”自从蒙蒙与丈夫因第三者的问题发生争吵开始，孩子的状态就开始发生变化。
离婚的过程并不顺利，蒙蒙以为丈夫会回心转意，结果反复拉扯谈判，耗时一年。
“我家孩子刚满6岁，就知道自己洗衣服。有一天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听见洗衣机的声音，醒来看他在阳台晾床单。我一下心碎了。他会比较在意我的情绪感受，不像一个孩子，心理很成熟。他不说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他原来不开心，也不敢说。”
孩子出现应激反应之后，蒙蒙辞去了湖北日报记者的工作，在家里陪了他半年。
亲密关系的破碎，生活重心的转移，孩子的变化，让蒙蒙非常痛苦。为了解决问题，“我前前后后花了50多万去学心理学。”
每个周末，蒙蒙把孩子送去培训班，自己则去参加心理课程。
“课程会到晚上10:00才结束。我载着他回家，他就在汽车后座上面睡着了，我不忍心把他弄醒，就会把他抱着上楼。从5岁一直抱到8岁，从十几斤抱到了三十几斤，再抱到了四十几斤。看着电梯里自己的身影就觉得挺心酸的。”
学了心理学，她才分析出来，孩子种种“懂事”的行为，会逐渐变成一种讨好的状态，是早期心理问题显现的标志。
“我开始告诉他，你觉得自己生气、伤心，这些都是正常的，你要说出来，哭出来。然后比如他做对了一道难题，我就给他认可和鼓励。从小处，一点点帮他捡回自信。”
蒙蒙的心理学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过，结果学着学着就把自己学成专家。甚至在她签离婚协议的那一天下午，就给另一对夫妻做了婚姻咨询。
2019年，她成为「一个母亲」心理重建小组的导师，给50多位独抚妈妈做过心理赋能。
关于如何疗愈自己的情绪，蒙蒙提供了三个小技巧，她自己会用，也建议独抚妈妈用：
1. 每天书写，愤怒的、悲伤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涂写；
2. 每天记录三件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3. 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哪怕快走都可以。
“不是说没有情绪，只是说在处理情绪的过程，消耗在上面的时间会短很多。”蒙蒙说。
随着自己情绪的好转，蒙蒙和前夫的敌对关系发生了松动，她也终于和孩子正式说明了离婚的事实。
直至今年4月，蒙蒙才正式公开自己独抚妈妈的身份，距离她开始跟丈夫分居，已经过去5年。
“绝大多数母亲有严重的羞耻感和挫败感，很少有妈妈会大方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独抚。因为不想被议论，也不知道能被支持。但承认独抚，是获得帮助的第一步，我们会鼓励她们放下耻感。”雪漫说。
「一个母亲」可以看作是安静坐在独抚妈妈身后的另一个女性，她陪着她们流泪，允许她们悲伤，允许她们脆弱。
“妈妈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要让她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安全屋，可以始终地在这里待下去。”
本文章为“一条”原创，未经允许不得删改、盗用至任何平台，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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