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很复杂。每一个人说起那个名字，几乎都这么说。每一个人在采访中都在检视自己说了什么，怕伤害他。每一个人最终似乎都原谅了他，没有恨意。他永远是话题的中心，聊着聊着，就绕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们吃饭，还是在那个名为「一个养老院」的离职员工微信群，怎么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群里没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业这件事上这么难以改变，这么固执。」草威说，「他就是一矛盾体，他是一个万中无一的天才和病人。」
文｜谢梦遥
「他要创业卖尿不湿，我也卖尿不湿」
站在故事的终点回头看，锤子科技的落败并不像是一艘巨轮的慢慢沉没，船上的人直到最后一刻前才突然惊觉。这趟旅程中，惊涛骇浪始终跟随。用从第一天就加入并见证全程的员工朱萧木对《人物》的话说，「一直其实是在生死边缘挣扎，完全是挣扎了六年。」
最大危机发生在2016年。与阿里巴巴洽谈半年却最终融资流产，锤子科技两度无法发出工资，其中一次拖延整整一个月。员工们收到邮件，被告知银行系统出了问题，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融资不利也直接导致三分之一的员工当年被裁。朱萧木将他自己带起来的VR部门的人全部裁掉了。在一个屋里，面对40双眼睛，他深鞠一躬：「我无能，没法带兄弟们继续做这个事儿了。」那之后好几天他没有缓过劲来。裁员在当时处理得非常隐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已经离职返聘回来的人力总监，那位被其他人形容闪着「母性光辉」的女士，「跟大家关系都非常好」。
一些波折就连内部的人也未必清楚。代号「Bono」的手机造出来了，因关键人物的离职，布局东南亚的计划流产，整个项目被砍，本应叫「坚果2」的手机从未出现过在这世界上。「坚果1」卖了近百万部，看似成绩斐然，但能看到后台数据的人就会知道那是一个亏损的项目，「卖一台亏一台」。当时，电信运营商找上门谈合约机计划，本拟订购100万部，却因供应链负责人不同意查账，谈判崩了。
一些迹象是悄悄发生的。比如茶水间里免费零食的品类减少，直至完全消失。加班费的合规发放曾是创始人罗永浩引以为傲的事情，从2008年「老罗英语」创立就跟随他的员工石晓宇回忆，当初月薪3500元，靠着加班能挣到近9000。但至少从2013年起，没有人再见过加班费，尽管加班和每周工作六天成为大部分人的常态。锤子科技自2015年底搬到望京绿地中心后，电费成为财务考核的重要指标，夏天的晚上，办公区的空调停掉，加班的人会感到，「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只有两处地方例外，需时刻保持恒温的光学实验室装有独立空调（「整组人都跑到实验室里去办公」），以及罗永浩的办公室。
每个在锤子科技待过的人，后来追忆起这场创业之旅的各个节点，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些人有信仰崩塌的感觉，一些人则宣称从来没有。但至少对于一个节点，人们的体验是高度相同的——2014年5月T1的发布会。距离进军手机业的高调宣言发布2年之后，上一个身份是英语培训学校校长的罗永浩，真的造出了第一款手机。
那是所有锤科员工荣誉感达致巅峰的时刻。「进会场那一瞬间，我巴不得告诉各位，我是他妈锤子的，这个手机是我做的。」时任射频工程师的马宁回忆。他骄傲地向《人物》指出，首个测试电话就是他在一个电路板上打到自己手机上的。「我词汇量比较少，但是我能说出来就是那种感觉，爆棚。」他38岁，是个外型稳重的大块头，但提起这段记忆，他变得像个少年，急切地表达，导致有些语无伦次。
他曾就职于数家科技公司，包括诺基亚，但荣誉感从未如此巨大。「你特别崇拜一个人，那个人需要你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平时工作，马宁习惯把工牌插在衣兜里，但那天步入会场的时候，和同事们一样，他把工牌挂在了胸口显眼的位置。场外聚集着很多粉丝，他能从对方眼里看到尊重。一个巨型红色条幅由会场三层直坠下来，中间印着一把锤子。「这简直就是一邪教啊。」马宁与同事调侃，「换成希特勒那标志，这就是一个邪教了。」
2018年5月，锤子科技在鸟巢举办新品发布会 图源视觉中国
现实扭曲立场是真的存在的。舞台上的那个人有着卓绝的语言天赋，随便一件事，在他嘴里可以说成单口相声的效果。在大学生群体中流传甚广的「老罗语录」即是他早年在新东方讲课的段子集锦，那些段子里有着对社会的思考与普世价值观。他身上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创办过对公共事务紧密关注的「牛博网」。他不是娱乐明星，但从来不缺粉丝。在他的粉丝眼里，就连他那些广为人知的缺点，暴躁、小心眼、狂妄自大，都因为他性情里的真，打上了柔光，变得那么可爱。
听「老罗语录」，追牛博网的更新，看「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系列演讲，是成为「罗粉」的基础操作。2008年创立「老罗英语」，以及初期锤子科技，几乎都是受罗永浩感召而来。为了与偶像同行，很多人强行改变了人生轨迹。一个清华水利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在武汉军区当上中校后，选择复员，就为来「老罗英语」当老师。后来成为罗永浩助理的许岑，完全没有课酬的情况下，在「老罗英语」试讲一年半。锤子0001号员工朱萧木，放弃美国建筑师生涯，只为追随那一个人，「他要创业卖尿不湿，我也就去卖尿不湿」。
罗永浩的个人魅力贯穿着他创业的始终。牛博网曾开网店卖书，由于没有折扣，相比那些互联网巨头毫无价格竞争力，能否赢利完全依托于罗永浩个人的宣传。只要他发条微博吆喝一下，营业额就蹭蹭涨。「如果不发的话，这个店就跟死了一样，一个月可能一本书也卖不出去。」负责打理网店的石晓宇告诉《人物》。罗永浩曾在演讲中推荐《美国种族简史》，那本此前10年只印了5000本的书，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卖出近20万册。
硬件团队是在2013年锤科的手机操作系统发布之后，才逐渐建立的。锤科每年发13薪，工程师们几乎是降薪或者平薪来的。对于这些由前摩托罗拉硬件负责人钱晨领军、大多出自他所在体系的员工而言，落差是一定存在的。比如对于射频测试，大厂商会耗费上百万元建大屏蔽室，锤科采取的是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只搭建基础的隔离区，测试在小屏蔽盒里完成。硬件研发出于保密需要，办公区封死，专门建起一堵墙，连罗永浩也没有随便出入的权限，通风不畅，冬天太阳从玻璃照进来，室温能达到30多度，工程师们全穿着短裤拖鞋办公。研发员工人手一把价值上万元的Herman Miller牌办公椅，曾是媒体报道锤子科技时念念不忘的一个点，这项福利只属于早期入职的软件工程师与UI设计师（不包括产品经理）。由于财务部门的极力反对，硬件工程师们到来时，已经失去了这项福利。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成，「老罗可以牛逼」。当马宁加入锤科后，原来同事问马宁唯一的话就是，他一个教英语的，怎么能做手机？「业内其实除了他的粉丝，没有人认为，锤子很有可能成功。」马宁记得射频部同一天入职的3个人，彼此确认过，全是罗永浩的「脑残粉」。
「我们的选择还是很多的。绝对不是大家走投无路了，我去锤子科技试试。」马宁说。
罗永浩在锤子smartisan T2发布会上 图源视觉中国
「因为老罗是这样的人，周围也是这样的人」
最初吸引马宁进入锤子科技的人，只有罗永浩。当他进入，他发现这个公司里的人才是特别的存在。比如朱萧木整天扎个小辫，衣着随意，从形象到谈吐都很另类，「这要在诺基亚得被人打死」。硬件部的人给他起外号，叫「太君」。三八妇女节，「太君」自己出钱给所有女同事买了一份礼物。「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有这种人。」马宁暗暗惊叹。
这个公司不乏热血的情节上演。有一次朱萧木和女友吵架被关在了家门外。罗永浩知道消息后，号召全公司去支援。大家觉得很好笑，很幼稚，但还是很多人参与其中。于是，吃的、喝的、3G路由器、花露水以及几个手机被送至朱萧木女友家楼下，让他可以一直等。
有一天有个姑娘在微博上说失恋了心情低落，最盼望的事就是能拥有一部锤子手机安慰自己。罗永浩承诺寄给她一台。寄出前，同事们纷纷往便签里写鼓励的话。有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有人说你总会遇到更好的，还有人写，「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难免有风云际会之感。某个角落里默不作声的家伙正是 dribbble 华人区的第一名平面设计师「Paco」。管理官微的人是昔日牛博网上的当红写手草威。影像部门负责人林曦正是和罗永浩围堵方舟子时的那位摄影师（「给丫一个特写」），也是维权西门子的发布会上那台被砸冰箱的捐献者。有一天马宁收到群发邮件，东东枪入职了。对，就是那个微博大V。
2011年11月北京，罗永浩与其他志愿者来到西门子公司北京总部进行维权活动 图源视觉中国
相处中就能发现，很多人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比如，林曦开车从来不违停，宁可多开一段路，一定要找到正规停车位。钱晨的助理李洋，从来不走路抽烟，因为觉得那会影响别人。
「跟老罗跟对了，」马宁对自己说，「因为老罗是这样的人，他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人。」马宁也有个人的道德洁癖，他想，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够互相看见。
李洋是从做锤子手机体验店的店员起步的。他此前是个英语老师，应聘锤科时，他即将得到另一份月薪15000元的工作邀约，他还是决定推掉，选择当月薪只有3000元且没有销售提成的店员。他一点不觉得屈才，「太多能量可以发挥，外国人溜达到我们这儿来，我接待。」
那个店相较其他卖场不同在于，店员全是大学生，「大家参与不了那种技术岗，也愿意加入到锤子科技」。但这不是让李洋印象最深刻的。他头一次见四五个店员一起抽烟，都把烟头攒在手里，再一起扔去垃圾桶。「这就是锤子。」
就连这家公司的前台似乎都是高配置的。「小美」从美国留学回来。「颗粒」是「富二代」，父亲天天施压让他接班，他也不管不顾。别的公司快递来了，都是堆在一起，锤科的前台人员，会将快递按楼层、部门分好类，然后推着小车去送——那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工作内容。
干起活来，每个人都很拼命。曾有一个同事因连续加班心脏出了问题被送进ICU。在诺基亚的3年里，马宁只加过两三次班，但到了锤子科技，「996」是常态。有好几次去供应商处调试机器，到了晚上6点多，家就在附近，他和同事还自愿返回东北五环的望京加班。2014年的春节，年初四就上班了，车开上北四环，路上几乎空无一人，看着远处烟花，悲壮感油然而生。他想到了一个词：信仰。「我其实之前是理解不了无产阶级信仰，比如说拿身体去堵什么枪眼的那种。到锤子之后，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种纯粹能够互相传染。「这出了个事，蹦出来一个人，『这事是不是可以这么解决？』『你这个可能不行，我这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啪啪蹦了几个方法之后，这事谁来办？可能三个人同时举手，说我来。」林曦说。公司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罗永浩早期开着一辆雅阁，接送投资人时为了撑门面，一个叫应超的同事会把自己的宝马5系借给他开。
不少同事都有离开后再回来的经历，有几位甚至三进三出。离开多半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不堪忍受，回来则还是因为舍不得。「在锤子待久之后，没办法去其他公司，同事太无聊了。」市场部员工刘全有说。她辞职不到一个月就后悔了，她参加了一次发布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什么我要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她质问自己。很快，她回到锤科。
人与人之间没有提防，抱有信任，对做成事充满热忱。「大家一说都是理想主义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某些方面高度相似。」刘全有说，「我以前没有想过，同事关系是占我工作中很重要一环。」由于加班是常态，同事们每天能一起吃两顿饭，感情愈发深厚。
锤科曾想过找代言人，讨论出几个选项大家集体投票，得票最高的是《冰与火之歌》里面的小恶魔的那位扮演者。事后看来，这个想法实在过于浪漫。「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做的选择，对市场的理解都不合格。」一个员工说，「你现在想想，你要卖给14亿人，有几个认识小恶魔的。」因资金问题，计划没有推行下去。
这是一家乐于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公司，相同的人能够被吸引。锤子科技的发布会总有粉丝自发捡拾垃圾。锤科曾举办「天生骄傲」的故事征集活动，让人们讲出日常生活中那些坚守内心原则的时刻。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其中，最终被选中颁奖的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因为并不是讲述者本人，所以公司发出两部手机，希望讲述者能将其中一部转交给当事人。但那个人说故事中写到的人物已经无从寻找，竟主动退还了一部手机。至此，这个活动所引发的回响与感动已经超出了营销本身。
事实上，锤科内部对「天生骄傲」这个品牌活动有另外一种讨论声音。「好像一些值得骄傲的事，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好多人都是这个看法，觉得有点丢人。不掺假，不欺骗，真诚，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
「做一个好人，还能赚钱」
当然这一切和这间公司的主人有关。罗永浩是一个极具道德感召力的人。他曾说过，从前和朋友去唱卡拉OK，他不会主动叫姑娘，但别人叫也不避场，自从成为老师后，「只要别人叫女孩子，我马上退场。」砸西门子冰箱维权事件中，让马宁感触最深的，不是向巨头挑战这件事本身，而是一处细节，「他居然带了保洁」。参与此事的林曦回忆，罗永浩让每一个同行者签了免责协议，表示由他一人承担所有法律后果，这让人感觉非常体面。罗永浩称找来一个金主，按发票价格向林曦购买他提供的冰箱，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钱是罗永浩自己出的。
投资人吴向宏发表于2014年的文章回忆，10年前见面，「罗永浩就一直真诚地坚持：个人私德和商业规范可以和谐，他可以做一个『好人』同时还能赚钱」。多年之后，他果然将他特有的坚持，带入了手机行业这个复杂的深水区。
创业初期，他就公开表示从来不用水军，公司所有办公软件购买正版，锤子手机预装的第三方应用可卸载（几年后工信部才出台硬性要求），不会针对跑分软件为手机系统作弊。一些行事方式甚至与道德无关，纯粹属于罗永浩所理解的体面：官微不转发别人评价，亦不做利诱营销，另开了营销账号去做。公布相关手机参数，不得模棱两可，或者「不说人话」。「一定要告诉用户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不是用一种技术语言。」朱萧木说。
罗永浩式的诚实在现实面前也会有执行不下去的时候。他曾希望，当用户被告知手机内存是32G时，是实打实的32G，他设想过用一个另外的存储空间来安装系统。「当然这个是成本和各种方面不可能实现的嘛，但他确实是想那么做，努力过。」马宁说。
微博上，他一贯有吹牛的倾向。但所有许下的捐款承诺，他都做到了。「因为都会是我这边来帮他操作嘛。」担任过他15个月助理的王建国说。他不会晒那些证书。有些捐款甚至并无必要，有一次他提前喊出要捐出发布会门票收入60万，但因为赠票过多，实际收入差了10万元，他自己补上了。
只有罗永浩身边的人才会知道，他的每次差旅费用会分为两部分。锤科所有员工差旅标准一致，北上广深的酒店每晚500元，其他地方300元，飞机坐经济舱。作为一个体重超过200斤的人，罗永浩坐飞机只选商务舱，只住五星级酒店的标间大床房。多出来的差额，他会自己付费。如果有同事随行，出于对同事感受的考虑，他会要求机票与住宿是同一标准（他永远不会和别人同住一间），同事多出的部分他同样以个人名义支付。
他心里似乎住着一个道德委员会。「他自己会记得这个事，会像强迫症一样来提醒我。有时候真的好像在打卡。」王建国说。即便到了后期一切已经流程化，每次出差回来，老板仍然会关注有没有扣掉超标的钱。不是为了展示什么，他这么问时可能根本没有旁人。对账也不麻烦，只要讲个数字，「罗老师，你这一次出差自己花钱的部分是几千几千，然后他就OK了。」
罗永浩性情豪爽，与朋友、下属吃饭从来都是他买单。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会每次在饭局进行到一半时给司机发微信叫他去结账。「我跟他相当于共事五六年，我们吃过至少上百顿饭，他没有让别人花过一分钱。」草威说。有一次他兴起，请三四个下属吃了一顿花了一万多块钱的饭。在吃饭上，他同样公私分明，他会自行判定这顿饭的性质。至于那顿一万多块钱的饭，王建国确定，是他自己掏的腰包。
锤子手机发布，市场部会赠出几百个样机，用于宣传。据草威观察，如送出之后对方并没有任何宣传举措，罗永浩会有点难过，他觉得大家没有认真对待公司的资产，过于儿戏。他自己也会送出几十台，全部是私人付款购买的。
甚至一些极小物件上，他也会进行区分。比如一本书，一张唱片，或者一把左撇子剪刀。「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啊，你把它记下来。」他告诉助理。王建国最初并不理解，一是东西不贵，二是实在麻烦，随着时间推移他终究养成习惯，「除了我自己百分之百有把握的，都要去跟他确认说罗老师，这个是你个人的还是公司的啊。」
「你说外部的公司，自己家里要用什么东西，有一些老板都会选择用公司报什么的，甚至都不会被定义为一个不正常的事情。」王建国说。
正是因为他的种种坚持，一些关于他的故事里令人不安的部分容易被忽略。石晓宇曾受罗永浩委托，为他的某位朋友设计一套名片，印出之后发现色彩不正。他责怪石晓宇设计失误，去他电脑看原文件，发现责任其实在印厂。但他怒火已经烧起来，拿过石晓宇的电脑就砸，连砸了十几秒。
石晓宇完全吓傻了。「很多时候是，他一开始可能也没想发那么大脾气，他是越说越搓火，他自己把自己那个劲儿逗上来的那个感觉。」
「你他妈备份了吗？赶紧去把那个名片换一家供应商，重新做一下。」罗永浩甩下这话就走了。
在石晓宇的讲述中，这个故事的结尾是正能量的。硬盘被砸坏了，老板把自己淘汰下来的一个电脑赔给了他。「他这个分的非常清楚。公司的，他搞坏了他要赔。」
「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
唐拉拉是在2001年认识那个新东方试讲老师的。那人是个高中辍学生，她是个艺术研究院的硕士，但他们都是文艺青年，能玩到一起，交流最多的就是打口碟和电影。那人有社交恐惧，特别怕见陌生人，中间的朋友约了三次，「他才扭扭捏捏来见」。他们成了死党，《笑傲江湖》播出，两个人能在各自家里打着电话把整集看完，边看边点评。唐拉拉感觉那人特别单纯。他说他的梦想是拍电影，但他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我拍电影估计每一个细节都拍得很好，但是凑在一起就是搭不起一个框架。」唐拉拉是那时几个文青朋友中唯一上班赚钱的，所以他经常管唐拉拉借钱，三百、五百地借，还钱信誉非常好。
直至正式成为新东方老师，他就迅速成了这圈朋友里的首富，从此包揽一切饭局的结账。有段时间他去广州讲课，把房子腾给唐拉拉免费住，回来时发现屋里放着太多纸箱，没打招呼就全扔了。那是唐拉拉母亲囤的安利产品，把她气得够呛。「他忍不了他的任何事情被改变。」
有一天唐拉拉接到他的电话：「你知道吗，你罗哥牛逼了，出名了。」「你别瞎吹了。」「你不信上网搜一搜，你搜老罗语录。」
后来发生的故事，早在当初就有预兆。
唐拉拉印象深刻，罗永浩一旦喜欢上什么东西，就会变得非常偏执，「钻研得很深很深」。他尤其对数码产品感兴趣，苹果的每代产品都买。早在2003年，他就写过一个上万字的帖子，分析iPod的优缺点，发在BBS。「所以他后面做手机，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很惊讶的事情。」唐拉拉说。
锤子科技在诞生之初就充满野心，正如第一位招入的朱萧木的工号，不是「01」，也不是「001」，是「0001」。这个成立初期只有十几个人的公司，展望的是远大前程。罗永浩意欲改变「中国制造」的定义，注以精致、创意、人性化与情怀。
他对自己的审美有着极大自信。每一代手机的壁纸他都亲自挑选。他会登入国外的摄影素材库，选出照片，让助理逐个去联系摄影师询价购买。他推崇实体键，把虚拟键贬低得一文不值。随之而来的，是工作中两极化的判断标准：牛逼和垃圾。不满意时他会直接说：「你为什么给我端上来的总是屎？」
罗永浩重视设计、关注细节的事例，经日后媒体报道成为传奇一般的存在。比如为了做秒表的声音，他从德国花几百欧买来昂贵的秒表，在录音棚里收声；比如为实现九宫格桌面解锁有最佳吹拂效果，他逼着工程师以毫秒计地调每个板块的动画，自己审了一两百遍。最为经典的一个例子是，海报送到他面前，他一眼看出左右边框不齐，设计师拿回去检查，发现左边比右边多了一个像素。事实上，据助理王建国说，老板亲自纠正像素不齐，这种事经常发生。设计部后来为避免再犯，会使用辅助线确保精准。这种极致要求，会造成一种压迫感，战战兢兢，成为锤科员工的工作常态。
即便置身于手机控群体中，他对好产品的痴迷与控制欲也远超他人。有一次苹果手机新品发售，一机难求。罗永浩迫不及待想买，曾在数码杂志当过编辑的林曦主动请缨，托中国电信的内部关系搞来一台合约机。拿到公司，一群产品经理先围了上来，想拆开研究，林曦没多想，让他们拆了。罗永浩知道后暴怒，把林曦叫进办公室一顿痛骂。因为他不是第一个拆封的人。
林曦自认为是个坏脾气的人。但当时他就站在那里，老老实实听老板骂完。「骂完了吧，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事儿，公司也没有讲说新买的机器必须要等着你来拆。产品经理他们感兴趣，也是为了工作，他们说要拿去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问题。」林曦说，「如果你要觉得这事儿不满意的话，我再给你买台新的你拆。以后再买的新机器，我就放到你办公室里，哪个傻逼也不许动，行不行？」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还要讹你一台机器吗？」罗永浩又解释半天，大概逻辑就是他要感受这台手机的包装和工业设计。
在另一些手机厂商格外重视的事项上，他的态度是完全不在乎。比如不做粉丝会，不组织任何官方线下活动。影像部门负责人林曦曾提醒他，要做美颜相机。「老罗觉得这是一个傻逼功能，老子不做啊。」
一切似乎在他的计划之中，及至2014年4月，锤子科技完成B轮融资，融资金额达到1.8亿元，估值超过10亿元。正是在这段时间，一个秘密的全员会议在国贸大厦的五星级酒店里举行。据在场员工回忆，罗永浩讲话时志得意满，「有点像必胜的感觉了」。
他说到T1估计能随便卖上五六十万台，T2的外形已经设计出来了，市场一旦打开，超过小米只是时间问题，前途一片光明。期权几年之后上市，可以换算成多少钱。「基本上你们就可以百无聊赖、很痛苦地去想后半生我们该干什么，该买什么游艇，去哪儿看看……」
群情激奋。开完这个会，大家像打了鸡血一样回去继续加班。不少人真的在网上开始看湾流、看豪车。「当时都知道这个科技界是怎么回事儿。一个大的潮流来了，什么期权啊、股份啊、上市啊、财务自由啊，说的都是这些东西。」朱萧木回忆。
T1发布会进一步将这种激昂情绪推高。结尾处，大屏幕上打出「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的文字。配图中罗永浩化身为一名神情专注地打磨物件的工匠，桌前的窗户透入一道光束。
2014年5月20日北京，罗永浩在锤子手机发布会上 图源视觉中国
「成功和失败都在同一个点上」
到了T1的量产环节，麻烦来了。
一处缺陷是，实体键按下去后会卡住，无法弹回。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朱萧木等产品经理一度被紧急调去生产线，逐个键去按，捡出良品。
直接原因是罗永浩的严格，他要求按键跟前屏之间的缝隙为0.15毫米——接近无缝界面在观感上是完美的，但这个要求超过业内的加工精度。「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好多人都已经跟他讲，东西不能那么设计。」林曦回忆，「无论是结构工程师也好，钱晨也好，都会跟他讲，这么设计是有风险的。」在吃了大亏后，最终还是通过更改设计，问题才得以解决。
另一个缺陷，在内部看来却没有那么严重，是摄像头无法对焦。「比如拍五次，偶然有一次四个角对不上焦。普通用户我认为是发现不了，你觉得可能只是个意外，你再拍一张就好了。」马宁说。但罗永浩过不了这一关。经过反复调试，最后才发现是选定的开环马达存在对焦慢的问题，又是几周过去了。
其实，影像负责人林曦早就指出过这个隐患，但罗永浩并没有选择成本更高的闭环马达。「我更愿意接受的事实的真相是，当时他不懂，所以我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但是，等这事出了之后，我再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听懂了。」林曦说。
即便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环节，罗永浩都会计较。比如绝大多数用户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集线器（出厂时用于缠绕数据线的装置），罗永浩提出，超过三个黑点即为不良品。「那个东西你说谁会那么在乎？橡胶的东西你知道很容易吸灰尘，供应商跟我说，苹果的要求也不过如此。」马宁说，「他卡供应商卡那么严，供应商是出不来货的。剩下你扔掉，我给你钱，那这些成本一下就double了。」
T1推出白色款时，罗永浩要求塑料边框和玻璃前屏、背板颜色一致，但三个部分的材质不同，难免存在色差。这是一个不具量产性的设计（苹果手机的解决方案是边框采用不锈钢），美观度不尽人意。
2014年10月1日，北京中关村，中国首家锤子手机T1产品体验店内景 图源视觉中国
「锤子成功和失败都在同一个点上。它太追求完美了，理想特别美好。你知道工程化和理想化是有一定的gap的。」马宁说。
卖手机有如卖海鲜，讲究时效，T1花费4个月才实现正常产能，错过了销售窗口期，预定机的逃单率到2014年9月下旬已经逼近90%。罗永浩不得不选择降价销售，此前他曾一口咬定不会降价，又引发一轮巨大的舆论反弹。
由于时间拖延，某些几个月前尚不构成麻烦的环节，也成了麻烦。T1采取的是3G网络制式，上市时4G网络已经铺开了，3G手机很难卖动。「刚好赶在一个切换的点，这个点很难受。」马宁说。
「所有的影响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T1这款产品最大的失败就是可量产性太低。那一个人生病了，很多原因会死，比如肺癌，比如艾滋病，比如非典，T1是一个非典艾滋癌。」一位锤科员工说。
外界不曾注意的是，T1阶段的锤科处于一个极佳的时期，富士康给的账期是半年——最大程度解放了资金压力；高通的客户分级里，锤子排在华为、小米之后的第二梯队里，远远超过其实际体量够得上的标准。这当然是因为罗永浩这个名字，和一个理想主义者打交道，可以省去很多信用成本。但生意毕竟是生意，T1毁掉了一个好的开局，供应链上的支持度降低了。如果把锤科的历程当作一个通关游戏，难度已经由此进入hard模式。
回头来看，前几代手机产品对市场的理解也存在失误。当其他厂商采用解像力更好的6P镜头时，T1用的5P；当指纹识别风靡一时，T2是市面上唯一没有纳入该功能的旗舰机。T2也没有正反可插的椭圆形USB-C接口。「作为一个定价在3000元的旗舰机，这是你该有的配置，它可以没用，大家也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林曦说，「你一定要有这个判断能力，你要知道下游供应链行业的发展，你会知道到了那个时间点大家都在做什么事。而你没做到。」
但这应该全部归咎罗永浩吗？硬件上的把控，按理应该是CTO钱晨的工作。但罗永浩是个极度有主见的人，「几乎不可能被说服」。早在T1时，他就想全金属无缝边框，被钱晨拦下了。到T2时，据马宁回忆，通过「不断地给你施加压力」，这一想法终于达成，确实美观，苹果手机都未做如此尝试，但如工程师们早就指出的，手机信号不佳，引发又一轮的媒体炮轰。
在这过程中，罗永浩与钱晨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但据接近钱晨的人说，两人间的第一次裂痕出现，却并非和手机有直接关系。
起因是一句话。「以后公司有钱了，去美国都坐头等舱。」创业初期，罗永浩曾对员工说。结果有一次他真的要带队去美国参加电子展会，有人提起了那句话。「买！」罗永浩说。他当时的助理李剑威隐隐感到不对，汇报给钱晨。钱晨一听就觉得不行，去找了罗永浩。
「这个是承诺，必须得履行。」罗永浩说。
「这个是你的面子问题，这个不是什么承诺。」钱晨说。
事情演变成办公室里的大喊大叫，最后财务负责人也加入进来。经过一番拉锯，一个奇怪的规则从此生效：超过10个小时飞行，可以坐头等舱。但是如果不坐头等舱的话，回来以后公司补贴一万元。
那趟美国之行，基本上所有人都选择一万块钱补贴。
「你背后这个专业的团队」
救火队员唐拉拉在2014年9月份入职锤科。当时这个规模已达四五百人的公司，连公关部都没有。罗永浩从前不在乎，唐拉拉说，「他老是有一个特别幼稚的想法，我们做好了，你就来报道我嘛，这应该是记者的本分。」相比外部的职业公关，罗永浩显然更信任老朋友——虽然公关并非她的专业，给的工资很高，「没有办法拒绝」。他让唐拉拉拜访一下各路记者，「吃吃饭，聊聊天。」初衷非常简单，不要再写不实报道了。
市场部的草威回忆，那段时间，他打开邮箱看公司相关的报道剪报时需要做几次深呼吸，因为他知道会看到有真有假的上百个负面消息。网络谣言更是铺天盖地。比如有人匿名发帖：如何看待锤子科技员工在公司里吸大麻？言之凿凿，仿佛定论。
这种境况，除了锤科本身的不足，与媒体沟通欠佳，也源于罗永浩过于高调、把话说得太满的行事方式。他在微博上对业界的率性臧否，伤害到其他品牌的粉丝，为自己树立了许多网络上的敌人。
控制罗永浩的微博使用权，这个讨论早在一年之前就有了，高管开会经常会提，但无法执行，最后不了了之。他做了一些让步，公开回应前会和大家先商量。「他会忍痛去掉一些他心爱的这种字句，有些他还是不忍心，他就一定要保留，他的情绪、他的态度。」草威说。
在唐拉拉到来之前的2年多里，锤科的一项铁律是，除罗永浩外任何人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而他的语言风格是既定的。唐拉拉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市面上对锤子手机不信任，是因为对你的不信任，他不知道这个手机不是你生产的，而是你背后这个专业的团队生产的。」她对罗永浩说。
她把这过程形容为「推墙」。她专门给罗永浩发了一封邮件，为了引起注意，她写道，「给我一个月时间，把舆论整体改变。」
罗永浩终于有所松动，「可以试试」。但他要求采访放在年底发布会的团队集体亮相之后。唐拉拉知道，如果那时候再开放采访，成稿也要时间，任由负面新闻发展下去，公司「可能已经被黑死了」。她决定先斩后奏。面对老板是罗永浩的时候，大概也只有她敢先斩后奏。「理论上是他只要说过的话，就是不可以改变的。」
采访每天进行。全公司中层以上，只有罗永浩蒙在鼓里。界面的《锤子风云》率先面世，那是一篇颇具积极影响力的报道，也是首次将锤科多位幕后功臣推至台前。
发稿之前，唐拉拉请罗永浩过目。她知道采访的事已瞒不住了，「开始打哆嗦，准备等着急风暴雨。」没想到，老板打来电话，表示很满意，显然，他已经把先前的交代忘了。
这之后，权限就放开了。公关部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客观地说，这不能改变锤科面对舆论放大镜般审视时的弱势，但至少多提供了一个沟通渠道。
如果这算的上一点点改变的话，已经值得一番书写了，改变罗永浩太难了。比如他拒绝参加行业大佬们扎堆的峰会、颁奖礼之类的活动。邀约源源不断地来，他能推都推了。「我老说他心理年龄也就14岁，」唐拉拉说，「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都挂在脸上，他受不了推杯换盏的社交游戏，反感这种有可能需要言不由衷的场合。」再比如他的拖延症。每一次发布会，多达三四十人的筹备组会提前一周进宾馆闭关，因为对于细节的过分纠缠，PPT不断改动，在他登台的一刻才能确立下来，相比之下，小米的雷军会至少彩排3次。每一次都有教训和遗憾，下一次拖延照旧。
他对商务合作保持警惕。西贝莜面村曾找上门，希望在锤科办发布会的时候，为锤友提供聚会与直播，吃饭打折。唐拉拉提过四五次，他都拒绝了，最后一次以罗永浩大发雷霆结束。类似这样被拒绝的合作有很多。「他是那种完美主义性格嘛，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好了，觉得拿出去非常漂亮，他才肯做。」唐拉拉说。
2015年底，前新浪微博副总经理苗颖成为锤科的市场副总裁，在她主导下，公司终于有了一些更商业化的操作，有了帽子、台历之类的衍生品，手机浏览器中新增了名站导航的广告位，发布会也加入较以前更多的互联网产品推广。但罗永浩依然有他守住的阵地。他拒绝输入法的联想词导向广告链接。锤子发布会从未有过品牌冠名、口播植入广告，虽然那早已是厂商的普遍操作。
即便到了后期，罗永浩还是要亲自过问太多细节。成都办公室装修，健身房地板他先是选择用橡胶，待一切装好后他认为不符合他的想象，又铲掉改为铺地毯。地毯颜色也是他指定，一种接近黑色的灰。身为副总裁的苗颖甚至无法决定一个纪念T恤的外包装，罗永浩要和她手下人开会确认，他建议用牛皮纸袋，高级。
罗永浩与锤子团队 图源网络
「新来的嫡系部队，骑着高头大马」
钱晨是在2016年6月末离职的。他走得很决绝。办公室的东西还是行政打包后，再送去他家的。但这件事并不意外，他和罗永浩的矛盾早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取代钱晨的，是华为荣耀产品副总裁吴德周。在他到来之后的3年，锤子手机的供应链问题得到解决，产能和良率都提升了。更多他曾经的部下被招募进硬件部门。
随人事变动，锤科的氛围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罗永浩挖人不计成本，新人们有着更高的工资。钱晨曾带领的所谓「摩托系」老员工难免有微词。「人家来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挣钱来的。如果是为了情怀，或者说相信老罗理想主义那一套的话，他早就会来。」
朱萧木不认可这个说法。「首先当然有自己的诉求，肯定有的，大家都有，对吧。你吸引他的肯定也不纯是钱，还是这套东西。因为公司一直也没有特别壮大嘛，不然没必要过来嘛，为啥不去小米，为啥不去华为呢？」
从前锤科，包括罗永浩在内，只有几种称呼，哥、姐、爷、老师。现在，「总」出现了，领导与下级有了明显区分。饭桌上开始敬酒。「他们整个的气质跟（原来的）锤科是格格不入的。」唐拉拉说。某些管理制度移植过来，部门里有了委员会。上下班每天打卡，而钱晨是一贯反对打卡的。
吴德周每天早上会在大群里发一篇转自公众号的新闻早报，新人会在下面发一串鲜花、掌声的表情，老员工没有跟风的。「我们特别骄傲。包括老罗在大群里说话，公司从来没有过这种风气，」李洋说，「我们不明白一个又不是他总结的东西，你往底下翻，鲜花、掌声，就感觉进了国企。」
即便在硬件部门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变化。一位产品经理回忆，一次发布会前收到了打气邮件，「我们要团结一致，要向前看」。「措词反正我们看着是比较尴尬的，」他说，「当时我们还在群里讨论说，那个风格我们有点暂时接受不了。」
也许新人所带来的风格，与他们对公司所作的贡献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事实上，他们干活非常拼命，吴德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外号「铁人」。因为在锤科最薄弱的环节成为了救急人选，他得到了一个新外号，「120」，意为救护车。但在「摩托系」口中，「120」有了另一个恶毒的含义，一米二，他们讽刺的是吴德周的身高。
不同群体的兼容性出现了问题。一个说法开始流传，新人群里称要「清洗摩托系」。有人看到微信截图的转发。在一次会议上，马宁感觉自己被针对了。「一直质疑我，一直质疑我，十来分钟。结果他自己人说一句，现在基本上行业内也就只能做成这样。」他感到困惑，不得不这么想：「新人来了，原来那些人做的什么都是错的，说的什么都是错的，那你才能立得住。」
马宁感到失望，「那种感觉就是残兵败将，蹲在路边，看着新来的嫡系部队，跨着冲锋枪，骑着高头大马，从我们面前过去。」
他决定离职。离开前，他给罗永浩发微信，反映士气低落，以及工作流程上种种问题。罗永浩回复：「硬件的事你去找吴德周，如果你觉得吴德周有问题，你就告诉我怎样。」随着公司越来越大，罗永浩已经无法对每个人负责。
「这句话之后，我是没办法再跟他说了。」马宁想，「其实钱晨不被信任之后，就真的在锤子待不下去了。」
李洋没有选择离职，虽然他确实感到，「牵住我们那个线越来越细了」。从专卖店职员，到钱晨助理，再转岗为林曦手下的影像工程师，他始终留在锤科，试用期长达9个月，最后工资也不过6000元。他还是舍不得这里。他大概是全公司为自己考虑最少的人，加班到深夜，为了给公司省钱，他不打车，坐夜班公交回家。他还在群里号召，只上下一两层的同事不要坐电梯，为了让有急活的人行方便。
李洋所在的整个影像部门，连同负责人林曦—暴脾气的他和吴德周的矛盾是公开化的，在2016年底的大裁员中被吴德周裁掉了。
「这就是你不适合当他助理的原因」
在成为钱晨助理之前，李洋曾当过罗永浩的第二助理，3个月试用期过去，他被告知不合适。他一直对这个结果耿耿于怀，很多天以后，他找到机会去向当时负责考核他的王建国求证。
王建国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老罗做了一个决定，明显这个决定就是错的，让你去执行，你会不会去执行？」
「我肯定得把这个道理跟他说一下。」
「这就是你不适合当他助理的原因。」
《人物》记者向王建国求证，他笑了。他说他的意思其实是，在助理的工作范畴内，不存在真正的对错，「是老板喜欢苹果和喜欢梨的区别。」他声音很温和。而李洋太有个性了，一个例子是，他无论打字还是填报销单坚持用繁体字。他假设，仅仅是假设，如果老板不喜欢会怎么样？
王建国感觉自己能够成为罗永浩助理也很奇怪，在他之前几个有过相关经验的人，罗永浩面试后都不喜欢。反倒是他，没轮到被老板面试就被录用了。后来他才知道，在柴静央视节目实习的经历帮助了他，罗永浩打听过，他是「柴静放心的人」，罗永浩信任柴静。
因为老板是一个考究细节的人，所以助理也一样。曾担任罗永浩助理的李剑威向下任交接时，有一个很多页的文档，记录了每一个城市的酒店选择与注意事项，细节包括：「如有高级大床房比正常大床房贵一两百块钱就住，如果贵特别多就算了。」如果订酒店，王建国会把地图打印出来，工作地点和几个可供选择的酒店位置标注在上。
永远要给他选择权，永远要经他确认，擅作主张会惹麻烦。即便是五星级酒店，他也有好恶，「四季和希尔顿像养老院」，不要订。他穿梭于各种会议，你要见缝插针找到他，在等待过程中，你要处理助理的其他工作，还要不断更新机票酒店的信息—以便他翻出自己查到的信息挑战你时，你可以告诉他，「半个小时之前最后一个座位已经被订出去了。」直到他说确认的那一刻，立马去买。永远不要相信第三方预定，一定要在入住前一晚打到酒店前台确认有房。
「每个东西有他自己特别准确的习惯的方式，你只要照这个来就行了。」王建国说。罗永浩极其看重个人空间的隐私。他的办公室绝未经允许绝对不可以进入。他明确提过要求，门必须保持关闭。王建国通过试用期，还过了一段时间才获得进入权限。
老板随时可能召唤。王建国洗澡时，也会把手机放在旁边。另一位助理看电影时，永远只选择手机有信号的电影院。
由于周全谨慎，王建国没有犯过大错，也没有惹怒过老板。但他见过无数次老板动怒，那大概是罗永浩性格中最让人琢磨不透的部分，他不明白骂一个人怎么可以骂到那种程度。「那种东西好像自己也不好消化，就是有一点积压，蛮焦虑的。」焦虑最严重的时候，他会在睡觉中抓伤自己。他能理解，为什么罗永浩手下的那些产品经理容易陷入抑郁。
罗永浩暴怒时，他音量会飚到极高。马宁记得，身处有隔音墙的硬件区，三天两头还能听到关着门的会议室里老板高声骂人。他随手抓过东西就砸，摔过的东西包括门、自行车、杯子、键盘、矿泉水……
对于把他视为偶像的员工，在见证了他的发作后，会存在光环破碎的一刻。对于李洋来说，那一刻发生在罗永浩在走廊里大骂行政总监应超的时候。全楼层的人都能听到，那近乎一场公开羞辱，各种脏话，骂了近20分钟。应超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等他骂完。李洋感到非常难过。
事由仅仅是，到夏天了，洗手间的水龙头还在出热水，令他不舒服。
也许发怒的关键不在于这些问题本身，甚至不在于这个人，而是他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一个员工发现，罗永浩骂人的时候，并不会针对一个人看，眼神总是对住一个空的位置。「因为他不是想骂这个人。」
「我应该是公司被骂得最多、最惨的一个人，但我不觉得怎么样。」朱萧木对《人物》说，「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特别欣赏他，来了以后给他骂了一顿，感情就变了，我觉得太脆弱了，何必呢，这有啥呢，不就是骂你一顿嘛。」
但显然有一些话是覆水难收的。2017年底，因发布会票务处理的分歧，他把矛头指向负责执行的石晓宇。「那天真的是憋不住了」，石晓宇顶了回去。双方有来有回，其他同事都看傻了，没人敢劝解。最终以罗永浩的一句话结束这场较量：「明天给他办离职，我他妈明天不想看到他。」石晓宇跟了他10年，从「老罗英语」到锤子科技，他曾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得到过登陆他微博操作的权限，那天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中国的企业家，甭管他标榜自己有多自由啊，骨子里都有皇帝思想。」钱晨曾对李洋讲起，「老罗也有。」
「真是一个伤人的地方啊，不爱怎么伤呢」
最初，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然后，以钱晨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加入了，如果按照一部分落寞离开者的说法，机会主义者也来了。那么最后的溃败，是理想主义的错吗？
「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商业上和道路选择的问题。手机这个行业不是这么小的资金，或者这么点人能做起来的，应该更早地去选择去做一些智能硬件。」去年底以副总裁身份离职的朱萧木对《人物》说，「然后手机不应该每年出这么多款，这个才是最后欠款多的原因。去年出了很多款手机，有的都没上市，因为已经上不了了。」
这位罗永浩最知名的支持者，与罗永浩本人一起，先后闯入了电子烟的赛道。现在他们是竞争者。朱萧木很多年不再谈论政治了，他认为企业家才是真正伟大的职业，引领世界往前走的力量，「企业家讨论的是产品，是商业，是市场营销，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值得讨论的东西。」对于如何用电子烟的减害来改变世界，在采访中他侃侃而谈。
事实上，像朱萧木这样坚持到锤科最后阶段的人是少数。早在终局之前，离散已经发生。绝大多数早期员工，在2018年以前离开了。
李洋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应合作伙伴要求，他不再使用繁体字。接受《人物》7小时采访的那个晚上，一路聊得很开心。他一点不后悔那几年的付出，「鸡汤不是别人灌给你的，是你本身自己就是熬鸡汤的人。大家都是有自我的思想的，我也认为我没有被老罗洗脑。」谈话最后，他还是陷入了忧伤。「哎呀，真是，锤子科技真是一个伤人的地方。大家也爱，你不爱怎么伤呢。」
因为于心不忍，草威挣扎了半年才提出辞职。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讲故事的人。「主流观点特别没劲的一个方面，失败了你就一无是处，没有人真正关心失败的故事。」他想，自己用了4年多的时光，「目击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故事」，而这故事至今不断带来余震。提离职那一晚，罗永浩问起他理想，他回答说拍电影，于是两人聊电影聊到早上四五点。「他也没有挽留你，他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人。」
在离开后，唐拉拉已经两年没见过罗永浩了，大家都忙。她一直试图撮合罗永浩和钱晨的关系，在两人中间传话。她觉得钱晨是真心帮助罗永浩的师长，也经受了很多委屈。「告诉钱晨，过两年等我翻了身我再请他吃饭。」罗永浩说。
石晓宇成了一名单口喜剧演员，他的舞台风格总不自觉地带有曾经老板的痕迹。关系未破裂前，他每年春节会在微信给罗永浩拜年，去年依照惯例他还是发了一句新年快乐。罗永浩回复一句新年快乐，给他发了8000块的红包。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愧疚吗？石晓宇想，但他没有道歉。
「如果拿一段感情来举例，这可能是你最好的也是最差的一段感情。」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马宁和《人物》记者吃饭，他全程很激动，几乎没有动过筷子。「情绪其实已经淡很多了，如果不是今天跟你聊，我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波澜。」如今他在联想继续做射频工程师，电脑上却至今贴着锤子的logo。
出于赌气，林曦去了竞争对手公司，他知道这是一个令大家伤心的举动。在锤科时，他曾因为发现供应链环节涉嫌违规操作而哭了一场，他感到他的世界观都被摧毁了。现在，工作就是工作，他不再投入感情。他说这两年想清楚了一些事，办公室政治在哪里都存在，为了自保，他也曾变成这斗争的一部分，可以很冷酷。他不喜欢这个自己。
但马宁说，他还是能看见从前的那个林曦。两个朋友最近一次去滑雪，停车时看见一辆车倒车撞了辆奔驰后就直接跑了。林曦的行车记录仪拍到了。他特地下车，在小纸条写下电话，夹到奔驰的雨刷上。第二天联系上，他把视频和逃逸车的车号都交给对方。
刘全有记得2015年一个周末加班，父母来公司楼下给她送东西。罗永浩下车出来，似乎很着急走过去了。「你爸妈啊。」「是啊。」上楼后，老板和她聊起。他说他不敢上来打招呼，甚至想过从地库绕过去，「他说他对我们和对我背后的家庭，都是有愧疚的。」她加入了罗永浩的电子烟公司。她愿意继续相信他。
感情很复杂。每一个人说起那个名字，几乎都这么说。每一个人在采访中都在检视自己说了什么，怕伤害他。每一个人最终似乎都原谅了他，没有恨意。他永远是话题的中心，聊着聊着，就绕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们吃饭，还是在那个名为「一个养老院」的离职员工微信群，怎么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群里没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业这件事上这么难以改变，这么固执。」草威说，「他就是一矛盾体，他是一个万中无一的天才和病人。」
图源视觉中国
（应受访者要求，刘全有、王建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