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雨只下了十分钟，天亮了，我的两条狗好像也换了心情，一齐站在窗前，喉咙里发出深沉的兴奋的呜咽，周身抖动，好像它们眺望到了一个什么新世界。随便一点风吹草动就振作起来，我想这正说明了它们的生活过于无聊。无聊地吃定额的乏味的狗粮，无聊地睡在笼子里和床底下，无聊地朝树木的根部汽车的轮胎和斑驳的墙根撒尿留念，无聊地向远处的同类咆哮。它们无聊地随便打一架，地上就满是狗毛，风一吹，狗毛在地上滚动，像春天里结成团的杨絮。每次出门，我刚要换鞋，狗就作出了准确的预判，守在门口，等着和我一起出去。被我关在屋里后，它们总在里面挠门，同时哀鸣不止。两条狗本来都该是流浪狗，我收养了它们，又觉得这收养也是囚禁。好心办了坏事。我怎么都想不清楚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好在想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们总在做着想不清楚的事情，一件一件，周而复始。我要说的另一件想不清楚的事情和第三条狗有关。
去年夏天我回了山东，骑了自行车去找我的姨父。我从城镇最西侧出发，小心绕过几个路口，绕过灯红酒绿，绕过炊烟袅袅，路上尘土越来越多，我的小腿开始酸胀发紧，停下来，这就到了我姨父的仓库。多年前我姨父在城郊购买了一块土地，盖了几层楼房做办公室，又建了仓库，铺水泥，种树，最后在院子里养了狗。院子的角落里散布着大小七八个狗笼，每只笼子一条狗，铁丝封住了笼子，每日两餐，狗负责对风吹草动发出叫声。它们是活着的警报器。
在我们那里这正是狗的基本功能。它们不做什么宠物之用，它们就负责服务生产保障安全之类。有一回我将我的狗带回去，它向客厅里钻，被我爸一脚蹬了出去。“畜生。”说着他关上门。我的狗在城市生活惯了，它不知道它就不该进我们那里的客厅。我们那里也将家狗放在楼顶，一旦有陌生人靠近，它们就俯身叫了起来。我想它们也许是呼救，叫得凄厉，却被人们视作尽到了看家的责任。“好狗。”他们赞许着，那些好狗因此终老在楼顶。也有狗从楼顶掉下来摔死，死状很惨。“顺着墙就想往下爬，”我爸哂笑着说起我们邻居家摔死的两条狗——也许是带有一点自由成分的基因，关到楼顶没几天，老狗想垂直爬下墙，一脚踏空摔死了，过了几天，小狗又跟着摔死了，“狗就是狗。”我爸的意思是它们到底是有别于人类。它们是不折不扣的畜生。
我姨父的仓库是用来储备农资用品的，以化肥为主。我姨父经营化肥生意二十多年了。二十年前，那时候全县只有一个化肥工厂，我姨父是那工厂的会计，后来产生了一些变化，也就是1998年前后，大部分人下岗了，我姨父适时开展了自己的生意。我姨父是个矮矮的胖子，总是微笑着，我想也许是他的微笑容易取得农民的信任。农民找他买化肥，起初也许只有三五个人，后来就成群结队，再后来许多村子都打他的电话。我第一次见到手机、传真机、笔记本电脑就是在我姨父那里，我也在他那里第一次坐到了轿车，轿车是扁平的，一坐进去我觉得我整个人就塌了。它的速度也让我和我的胃感到不安。我姨父驾驶技能不足，生意上又离不开酒，因此不止一次地将他的轿车开到他人车屁股上。我姨父赶忙下车，笑得像个弥勒佛，掏出钱夹，“兄弟，”他伸出手坚决地握出去，“兄弟”。
“姨父！”一个下坡，驶进大门，满院子的狗叫声中，我在空荡荡的院子里骑了半圈，停下来，远远看见院子一侧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人。我姨父的身材是那种，即使他坐着也能看得出他是个真正的胖子。
我姨父抬起头，看见了我，远远地站了起来。我不知该怎么形容那动作是如何迅捷。像有什么开关使他弹了起来。我姨父面向我，将他的两手拿起来，几乎搓了几下，然后分开，好像不知道往哪里放。我想他大概想起了我爸打给他的电话。
他站了一下，又坐下，撸起西装裤脚，使肥胖的小腿露出来。
“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
你只要去过几个乡镇企业的办公室你就知道我姨父的办公室简直是个样板间：枣红色茶几，功夫茶具，宽大的老板桌，墙上吊着各种花花绿绿的簿册。办公椅背后的墙上是一个巨幅的照片，照片上我姨父西装革履，和另一个人握着手，一起看向镜头。“出洋相，”我姨妈说，照片里那个市领导跟每个去开会的小老板都握手了，“人家握手握了有一百个人。”
我姨父将茶杯里的废水倒掉，开动茶几的按钮，烧起水，伸手找茶叶。我坐上长长的软绵绵的沙发。有那么几年，每个春节我都在这沙发上呆过。除夕那天，负责仓库看门的老吴就回家过年了，那是他一年唯一的假期，这时我就被我姨父叫过去，跟我表弟一起接过老吴的钥匙，将他备好的泔水喂给每个笼子的狗，然后在我姨父的办公室里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十二点，县城的中心方向传来鞭炮声，院子里的狗惊惧地狂吠起来。表弟在打游戏，我拿了手电筒，走出办公室，站在雪地里，在狗叫声里看着远处的烟花升空。仓库锁得紧，那几年我读大学，姨父的生意已经开始下滑，买化肥的人越来越少了。普遍的解释是县里农民不爱种地了。我姨父寻求生意上的变化，他经销了半年白酒，又做了两年物流，几种尝试都没有起色，各种年轻人被招过来又很快消失，只剩下几间摆满电脑的办公室，像废弃的网吧。
我姨父泡了茶，我们面对面坐着。有几个年轻人走进办公室，他安排他们开车出去。“接着要。这个星期都去那几家。”他有点不耐烦，摆摆手。
我姨父最新的事业，模糊地说，民间借贷之类的东西。上个月我去了十几个县城，在那些街道上都看到了跟我姨父差不多的公司，大部分都关了。像一阵风刮过来又刮走。
我姨父的新公司遇到了一种常见情况：有些人借贷以后无法偿还。我姨父的办法是起诉到法院，同时也雇佣了一批纹了花臂的年轻人每天摆了桌子在别人门前打牌。但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借了钱，几乎第二天就消失不见了，这其中有一笔数额最大的，那人消失得最干脆，全家都不见了，连房子都早早卖掉了。那人是我姨父多年的朋友。我想我可能见过他。早年那几个人总在我姨父的办公室里打牌喝酒。他们当中有人嗜好所谓的木雕，总倒弄一些奇形怪状的盆栽，我姨父就将它们摆在屋里；有人倒卖玉石，我姨父就跟着买了半个抽屉，观音，菩萨，貔貅，蝌蚪；有人喜欢养鱼，我姨父的院子里因此辟有一个鱼池；也有人喜欢养狗，我就是在那个人的嘴里第一次听说了各种犬类的名字，阿拉斯加，哈士奇，萨摩耶。直到现在我也不太对得上号。
那人消失以后，姨父的资金周转出了问题，银行也停止了给他放贷。我想他几乎找了一切能借钱的人，包括各种亲戚，比如我爸。我爸，所有亲戚里对我姨父的生意头脑最为赞许的人，如今挂了电话就只能长长地叹气。
我喝了两杯茶，走出办公室，我在院子里转圈，走过仓库，走过鱼池，停在菜园的一角。菜园是我姨妈拿来种蔬菜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院子里最大的铁笼。笼子里是一条黑色的肥胖的狗。狗屎和狗粮几乎堆在一起，苍蝇纷飞，那狗趴在笼子里，见我走过来，轻声呜咽。
我看出它和院子里其他狗品种不同。
“废柴，”表弟提了一桶泔水走过来，往笼子里的食盆倒进去，“废柴，见了人都不叫。送过来几年了，就关这里，吃得跟肥贼似的，什么用呢。”
我拿钳子拧开了院里一座狗笼上的铁丝。笼门开了，这黑色的胖狗伸出头又缩回去，缩回去又把头伸出来，几次试探才走出来。它朝表弟冲了过去，它太久没跑动，冲起来后身体有些摇摆，凌空落地，后脚有点打滑。它站在老吴腰下，不停上跃，以自己的脸去接近的表弟的脸，传达热情。表弟皱了眉，拿两手阻拦它，不停跺脚，驱逐它。
哥啊。表弟远远地朝我抱怨，三年了也没人放它出来，你别找事儿了。
这狗叫什么？我问。
不叫什么，就是条狗。
就没起个名字吗？
谁有时间给狗起名？
狗，回来！我只好这么喊。那狗颤巍巍地朝我跑过来，伸出舌头要舔我的手。它身上太脏了，我想躲开。任它跑了几圈，我使劲把它推进笼子里，又拿钳子拧紧了铁丝。回到苍蝇堆里，它站立着，抖动着，继续呜咽。
晚上，姨父非要留我吃饭，满桌菜，他还要求姨妈煮了几个羊头。我觉得太腻了，放下不吃。他笑着，独自拿起一个。他用菜刀把羊头从中间劈开，分成两半，拿筷子和手指把塞在头骨里的肉扯出来，送进嘴里，再抱着头骨对着眼睛部位吸了几下，“滋——”一会儿，羊头成了残骸，散落在桌子上，我姨父，我五十岁的姨父坐在那里，摊开满手的油。
—— 完 ——
题图摄影：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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