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在邮电营业厅前排起长队，在电报单上字斟句酌地写下不到20个字……收发电报曾经是深圳人与外地亲友紧急通讯的唯一方式。1985年7月31日，座落在笋岗东路的市邮电局电报处理中心迁往深南东路的电信大厦，电报的处理效率大大提升。上世纪90年代，电报逐渐被BP机和手机取代。电报的兴起和衰落，见证了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邮电事业迅猛发展的历史，也承载着改革开放初期外地来深建设者的拓荒记忆和殷殷乡情。如今，电报早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与电报有关的故事也已远去……
1992年电报出口量最高峰408万份
电报在深圳，经历了迅猛发展，由盛而衰的历史。
1979年，深圳撤县改市，电报量逐渐增加，随着南下打工人群的增长和深圳特区经济的飞速发展，电报量也成倍增长，从每日的几百封上升到几千封。最初，深圳的电报处理中心隶属于邮政系统，归深圳市邮电局管辖，专门负责电报、电信及电话数据的传输。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和电信“分家”前，邮政业务、速递公司、邮政银行、移动、电信、联通等业务都由邮电局运营。
最早的邮电局电报处理中心位于笋岗东路洪湖一街的邮电大院。1985年7月31日迁往深南东路的电信大厦，成为整个深圳电报管理的中心，全市各区分设有网点。1986年4月进入电报处理中心工作的梁小峰如今已经工作了30多年，他还记得，由于特区刚成立，他最早工作的上埗电报派送班上埗分局办公楼十分简陋，租用的是位于福田老村的农民房，负责当时福田及南山华侨城一带电报业务。
梁小峰刚做电报投递时，深圳的电报量很少，“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电报的发展非常迅猛。”梁小峰说：“这与当时历史背景关系密切。”1988年后，电报高速增长。仅上埗分局，一天最多就能接收三万封以上电报，每月总量达90万-110万封。这样的高速增长维持了2-3年，到1991、1992年达到了最高峰。1990年前后，全市电报接收量达到了每天12万封。而全市电报出口量在1988年全年接近300万封，1992年达到了408万封，这是深圳历史上业务量最高的一年。
上埗分局1986年只有13名派送员，到1991年3月梁小峰当班长时，手下已经有了46号人。邮电系统整体也从1986年的4000多人，发展到1998年的近3万人，而现在邮电系统人数则超过5万。
由于上世纪80年代市民普遍都还没有寻呼机、电话，书信的效率太低，从深圳寄信到北京需要七八天时间。深圳人与外市、外省亲朋好友间紧急沟通接车、接人、生老病死等信息的唯一媒介就是电报。
上了年纪的深圳人还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邮政营业厅电报受理窗口的队伍时常排到门口的马路上。市民发电报需提前写好要发的内容，排到时将纸张递给报房前台营业员，营业员会反复与市民沟通确认想要表达的内容。不准确的帮助其纠正，待市民重新写好后再递交受理，营业员会开具一张电报收据给发报人。这张电报单接下来会进入流水作业，传送给后台报务中心翻译成电报码，最后交由发报员利用发报机发送。
收发故事：字斟句酌和无尽的等待
对个人用户来说，收件人地址至关重要，这决定着电报能否准时送达。“省、市、街道、路名、小区名称、栋号、房号”几个要素，成为电报投递唯一的依据，地址不清晰就只能靠投递员挨家挨户地寻找；同时，内容要十分精简。普通电报限发20个字，最大的限发60个字。按字收费，最初每个字1角2分，后期是2角。绝大多数市民为了省俭，都写不满20字，只写关键信息。例如，外地人坐飞机来深圳，请深圳的亲友接机。就会写“31日12点到机场接某某某”。有时连航班号都不写，而把接机时间写为早于航班预计到达时间。
更多的电报来自于单位用户沟通业务的需求，特别是银行用户。梁小峰告诉记者，每家银行网点每天都有好几百封电报，用于处理往来账业务。
电报处理中心人员通常由两个部门组成：梁小峰所在的上埗电报中心分为报房（报务中心）和派送班。报房包括前台营业员和后台报务员，负责收发报，最初有6-7人；梁小峰所在的派送班有13人。前台受理后会将电报单传递给后台的报务员翻译成电报码。“起初设备很简陋，前台在一楼，报务中心在二楼以上，于是有一条从一楼通往高楼层的立体通道，用一个绑着绳子的塑料筐上下传递电报单。”梁小峰介绍。
报务员同时操作着电报的收和发。一方面将电报译成电报码后发出；一方面在听到电报机发出滴滴声后，接收从外地发来的电报，翻译成中文。前期电报机还需人工插拔，1988年后的电报机就不需要了。1985年7月31日，原笋岗东路的深圳市邮电局电报处理中心迁往深南东路的电信大厦。此后，新电报处理中心一份电报由处理到出口，采用传输带自动传送，流水作业，大大减轻了报务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电报处理速度和质量。
由于当时全国通讯线路极少，一份电报从发到收往往需要4-5小时。加上投递员的派送时间，全程需6-8小时才能送达收件人。
“最开始，投递员的交通工具是28寸自行车，到1988年换成了摩托车。每天投递9次，分两班，上午班5趟，下午班4趟。”梁小峰说。每天早晨，邮电大院球场上20多辆单车摆成一条线，派送员们一起走向单车开始派送。派送员晚上9点下班，之后如有加急电报则要靠值班人员夜间派送。
让梁小峰印象深刻的是，有天晚上10点报房收到一封电报，发给下梅林一家藤椅公司，内容大致是“明天上午8点在罗湖关口接客人谈合作生意”。若等到次日早上9点上班再送显然来不及。于是他马上骑上摩托车“摸黑”派送。这类情况每晚都会碰到。还有晚上收到老人去世信息的电报，往往第三天要出殡，通知深圳的子女尽快赶回去。这种电报更加耽误不得。“那时深圳路灯少，找人只能凭经验和到处询问，有时三更半夜敲门会被骂一通，说明来意后双方都很不好意思。必须要收件人签收，否则耽误了急事客户投诉怎么办？”
由于当时深圳地址路名都不规范，许多大楼没招牌、民宅没门牌号，有一次寻找一个上梅林的收件人两天都没找到，第三天才问到，但原本需要收件人去接的香港亲戚，早已到家，电报也失去了意义。梁小峰感慨，深圳人收发的电报，承载着特区建设者与内地家人的殷殷乡情。许多电报都是询问深圳的亲友有无工作可以介绍，或者询问来深求职的家人现状，在现在看来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30年前的人只能用电报询问。
BP机和手机“灭”了电报
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期，是中国电信业迅猛发展期。1988-1989年数字BP机刚出现时，对电报的影响还不大，因为数字机只能传递姓氏和电话号码，收到信息后还需要拨电话回去。直到中文BP机和手机出现并普及，才对电报产生了实质性冲击。“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中文BP机灭掉了电报。”梁小峰说。中文BP机能直接传信息，只要两三分钟，相当于手机短信。效率与电报不可同日而语。到1997年底就基本没人收发电报了。1997年底邮电系统企业化改革，邮政与电信分营，电报划归电信管理，此后电报几乎从深圳人的生活中消失了。
然而，电报机虽退出了历史，电报却仍旧保留着它的身影——传真电报。它在收发形式上和传真没什么两样，只是将电报码翻译环节集成到了传真机上。从文字到电报码再到文字的过程全部由传真机实现。时至今日，企业追款电报、法院诉讼送达电报仍然具有法律认可的证据作用。它们也成为深圳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电报业务。
来源：晶报
本版统筹：记者 马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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