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手机里，“打字李”这个名字已经存了二十三年。从模拟机到小灵通，从按键机到触屏机，手机换了数代，“打字李”这个名字始终都没换过。
“打字李”自然姓李，名字是和他打交道数年后我才知道的。在此之前，大家都习惯叫他小李，以至于模糊了本名。
初识小李是在1997年夏，我从县上调来市里。那时机关电脑尚不普及，用稿纸写了材料，单位打字室忙不过来，便到机关侧门对面的打字店输录。打字店的年轻老板人称小李，我便由此把小李一直叫到现在——即便今年他已四十九岁，无论电话里，还是去他店里，我都仍然叫他小李。
最早存储的“打字李”号码是他的座机号。后来小李也买了小灵通。他说，有了移动电话，到哪里客户都好找，不误事。那个时候，小李二十六岁，从农村老家进襄阳城不过两年，带着新婚妻子，租住在一间老旧的民房。单门独间，木窗土瓦，十三四平方米。从中拉一布帘，前为工作室，后为卧室。妻子做饭，就在门外支了炉子炒菜，室内的电饭锅焖饭。
小李中等个头，方脸，浓眉大眼，一说一脸笑，不仅耐得烦，做事也利落。单位里大家都愿意把材料拿到他那儿打。他的四通打字机是在二手市场淘来的，到他手上却很好用。后来他又陆续淘回扫描仪、复印机、装订机。
我那时业余喜欢写点小文，双休日拿去让小李录入，他都尽量第一时间帮我弄好，再让我对着屏幕现场校改，效率极高。打出来的稿子清清爽爽，拿到邮局寄出，不久即能见报。下次再到店里，我就会和他分享稿子刊用的喜讯。他为我高兴之余，常会说一句：“打你稿子时，就像去了一趟你写的地方。”我知道他说的是身临其境的意思，除此之外，再无褒词，我却也很受用。
进入新千年，机关每人都配了电脑，打字室不复存在，但一些同志电脑打字不过关，小李的打字店一度更加忙碌。什么时候去他那儿，都能听见键盘的嗒嗒声，打印机的嘶嘶声，抑或复印机的嗡嗡声。去他那多了我才知道，不光我们单位，相邻的机关、学校、医院、居民，都喜欢把材料送到他那里。
2005年秋，机关迁至四公里外的新址办公。旧址街区改造，小李租用的民房也要拆除。我与同事们劝他随机关转迁，到办公新址附近重新租房经营。他权衡了一下，觉得自己的经营对象不全在机关，还有学校、医院等，他还是愿意留在老地儿。况且大机关搬走，一批小机关却要迁入，生意不会受太大影响。他联系邻街一处门面房，以过去两倍半的价格租下，经过简单装修，挂上“小李打字店”的蓝底白字牌子，重新营业了。
说来也怪，机关搬走十五年，我们的业务却一直没离开小李。有时候办公用的中性笔、文件夹、活页纸、胶水、接线板、遥控器电池等等小物件，以及打印墨粉、文印耗材，一朝告罄，一个电话过去，无论春夏秋冬、晴热雨雪，不一会儿小李都能送到，还负责安装调试，确认运转无虞，才笑眯眯地离开。
一度，他店里货架上多了一种风靡一时的洗漱、护肤等产品。原来是他与妻子有了儿子之后，家庭开支猛增，妻子觉得打字、复印几毛几分地挣太慢，于是扩大了货品种类。她常去南方进货。后来同事们说，小李离婚了。但我从来不曾见过小李有离异的怨叹。什么时候打电话请他提供服务，他的声音都是爽朗愉悦的；什么时候去他店里，见着的都是他依然笑眯眯的神情，以及他儿子心无旁骛做作业的认真。
去年底，我变动了工作岗位，新单位恰在“小李打字店”斜对面。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更免不了常去店里找他扫描、复印资料，添些办公用品。附近两条街上，林林总总二十多家单位，复印凭据、制作表格、打印公告、扫描证件、装订文本等等，件件都是急办之事，桩桩都是微利经营。小李从来都是开门最早、关门最晚。
一天我下班路过，见他不忙，感佩他把打字复印这个行当从“小李”干成了“老李”，二十三载坚持而笑容常在、热情有加，我问他是咋坚持下来的。他的方脸挂满了笑意：“重复性地做这一个事，这么多年的日子好像是一天过去的。只能说自己干这行顺手了、熟悉了。”
他说这个行当投资不大，对文化水平、技术要求不高，唯有每天不少于十二小时守店，时间久了，人都熟了，把熟人的事给办好，让人感到方便、可靠，回头客才能多嘛。他又说，打字复印挣钱不多，人也辛苦，所以离婚十年，没敢再娶，当然也怕影响儿子成长。如今，在大学读书的儿子通过了司法考试，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小李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我——那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那一份简单纯粹的道理，透出劳动者最朴素的美。这美，没有一丝浮华，却那样动人。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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