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鸡漫志》作为宋代第一部系统的词学著作，在探讨词的起源时独树一帜，意义深远。在品评作家作品时，他坚持重视声律，崇尚雅正，要求创新，追求韵，气，骨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为后继者开拓了道路。
关键词：碧鸡漫志;审美标准;词
一、重情性轻声律
王灼喜爱《大风歌》《敕勒歌》等真性情之作高出于徐陵、庾信等错彩镂金之文，对东汉末的“文采有余，性情不足”的作品更是嗤之以鼻，对他而言，更注重的是情感的真实。《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动于中然后才会有词人形之于言，词才会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更提出：“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要求“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在这种理论是指导下，王灼对苏轼的词甚是推崇：“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苏轼之词能新天下耳目，非醉心于音律而能独出本朝之外，真情自立，抒写自己的真情性，不是千人一面的风花雪月，离愁别绪。
他轻视当时士大夫所重视的声律，不满人们倚声填词，认为“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声律应该是服从主体情感需要的，但现在却是“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并且把声律作为评价词好坏的首要标准，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如果一味地追求声律，则会使文学流于形式而丧失情性。在《歌曲拍节乃自然之度数》中“今音节皆有辖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辄增损，何与古相戾欤”，王灼字句铿锵地表明了自己观点与立场。他认为现在的词曲创作因为音节的束缚，一字一拍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后与古之诗歌相差甚远。他要求的“自然之度数”就是按照心灵的指示顺其自然地进行写作，与庄子追求的“自然无为”一脉相承，与他所推崇的“重情性”更是异曲同工，尽管他“贵古贱今”的思想有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在声律方面的独具慧眼。“轲本非声律得名，乃能变徵换羽于立谈间，而当时左右听者，亦不愦愦也”，“谢无逸字字求工，不敢辄下一语”等都反映了他反对过分注重声律。当然他只是不满当时词人置音律于性情之上，并没有否认词谐和声律的必要性。
二、尚雅正忌恶俗
雅俗之分在词的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词在雅俗并存中逐渐壮大。词兴起于筵宴，隋唐以来，文人称词为小道、艳科、诗余、小词等，这些称呼都是把词看成是诗的附庸。诗是主流，是文学的正宗，是抒写国家兴亡，个人抱负的载体，而词可以随意抒写离愁别恨、男女之情、闺思闺怨，但它们都不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宋朝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级的扩大，使词在宋朝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并逐渐上升到上层文人手中，针对词本“俗”的特征，文人开始对它进行改造，拔俗崇雅以适应文学创作，逐步使词规范化，王灼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对音律的欣赏中，王灼以“中正”为美。在词的创作中提出要具有音乐的“中正之音”：“中正之声，正声得正气，中声得中气，则可用。中正用，则平气应，故曰，中正以平之”。他要求词的创作只有得到“中正”之声，才会有正气和中气，“中正”之气带来平气，最后达到雅的境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中正”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理想，孔子在评论《诗经》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孟子提出“中庸之道”，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灼对词提出“中正”的批判标准，既是沿袭传统的诗文品评，同时也创造性的把它应用于音乐中，试图达到正气和中气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美的感受。古人认为音乐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在传唱中对社会风气进行熏染。如《乐记》中有言“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体现音乐具有的现实功用性。因此他排斥扰乱纲常的郑声，“放郑声，郑声淫”，而把“雅”作为审美标准之一，在《古者歌工乐工皆非庸人》中赞叹古代歌工乐工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相比之下是对当时的教坊者“放郑声”的不满，对曹组等予以评判也就顺其自然了。
在文学创作的文采方面，王灼坚持用“雅”来规范词的写作。他喜爱周邦彦的雅词，夸赞其“尤俟咏雅言，元诗赋科老手也”。与此相反，他对柳永的《乐章集》给予否定，“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肯定了柳永在配合声律的创作中时有佳语 ，但其意图是在强调柳永词“浅近卑俗”，对前辈所说的“离骚寂寞千年後，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评价更是深表不满。《戚氏》何德何能可以与经典的《离骚》并驾齐驱?柳永那些浅斟低唱的词作描写的大多是市井风情，以俚语俗句来迎合小市民的喜好，其艳丽庸俗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王灼认为只有贺铸，周邦彦的词才有可能得《离骚》之意，昭显出浓厚的尚雅忌俗倾向。
依现在来看，王灼的评价的确是有所偏颇，在对李清照的评价中更明显体现了他尚雅思想中诗学正统的局限性。“作长短句，能曲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这种观点是对李清照词作的扭曲。李清照善于选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等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写的别开生面，精妙清亮，风韵天然，而在王灼看来却是恶俗的代表。王灼忽视了词的起源及天性本俗的特征，片面的用评价诗的原则来规范词，过分的注重了词的文艺政治功能，对柳永、李清照的评价有失公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但是能理解的，由此可见古代诗论对词论发展的影响。
三、注重创新
《碧鸡漫志》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在对的词的起源看法上标新立异，用儒家的诗乐观重新审视了词的本质。这种创新精神不仅是他所秉有的，也是他所提倡的，在对词的品评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坚持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