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18世纪中西方大分流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主要包括东方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集权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马克思提出要理解东方社会必须从东方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手。地理环境在东方早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地图上对比东亚大陆与欧洲大陆，很容易发现一个差别是东亚大陆呈比较规则的椭圆形板块，海洋未能深深切入陆地腹里。
中国的西北广大地区均距海一千公里以上，这种内陆区约占全国版图的百分之六七十。 马克思指出：东方的这种“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
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就包含有中国的西北高原。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水利、公共工程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论述，是他在古代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这一思想观点，马克思曾多次反复强调。例如，1853年6月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恩格斯则在6月6日的复信中强调了东方的气候、土壤性质，指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马克思在文章中把他们通信的意义归纳在一起，强调了形成东方国家集权体制的基础条件就是依靠集体劳动的水利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