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的法制进程--以《秋菊打官司》为例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是张艺谋上世纪90年代以陕北农村为背景拍摄的农村妇女秋菊因和村长之间的矛盾而不断上访讨要说法的一个过程。一般的影评是把秋菊解读为一个弱势的农村妇女因为丈夫被打而维权不断上诉的过程，秋菊是一个法律意识稍有觉醒的一个农村妇女，而她讨要的说法，在影片的诱导下，我们以往认为这个说法是村长的一个道歉。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基层建设的经验和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今天以另一个角度来评析这部影片未能完全表达出来的一些东西。影片中明显的主线是秋菊因为丈夫被村长踢到要命的地方，向村长讨要说法不成而不停的上访。但从影片折射出来的内容来看，对秋菊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是很单一的，影片中留有大量的空白可供我们推测和揣摩秋菊这个人物的立体形象。事件发展的导火索是秋菊家要盖辣子楼，并且是在宅基地之外建设辣子楼，而当时已经有文件农业用地不能用于其他用途，所以村长自然是要阻止的，秋菊家因为不满村长的决定，而诅咒村长下辈子也没有儿子，这完全是捅村长心窝子的话，因而村长才会踢秋菊男人要命的地方。这是事件的导火索，秋菊后来的上访也是因此而起。但是仔细剖析电影的整个情节，我们会发现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我主要是对秋菊这个人物的解读：影片中秋菊一直要讨要一个说法，但是她上告到乡、县、市，都没有明说她想要的说法到底是什么，只是说要讨要一个说法，并且讨要的过程中，并未原原本本的陈述事情的整个过程，只是一直在强调村长打人也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而不说原本就错在秋菊她们家违反国家规定要盖辣子楼，村长阻止，秋菊男人出言辱骂，村长才会踢他。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秋菊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个农村妇女，她善于在事件中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立足点。如果她要的只是一个赔礼道歉，那么李公安出面协调并且买礼物代表村长进行道歉，在民事调解法中已经算是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了。那么秋菊所要的说法在此也就可以结束了。法律所能给于秋菊的也就是这些了。但是秋菊依旧不满意。接着进行上访。在秋菊不断的上访的过程中，她家里人并未出面阻止，最初的时候，秋菊的丈夫也是同意秋菊讨要说法的。此外的一点，影片中对于秋菊丈夫庆来的描述是老实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实人能够在明知有相关国家政策的情况下，面对阻止他盖辣子楼的村长还能如此辱骂，怕是没有表面这么简单。假如庆来真如影片中所说的是个老实人，那么他断然不会作出这样的举动，那么既然他作出了这样的行为，他背后的人物秋菊在其中应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秋菊不断上访，卖一次辣子又卖一次辣子，她公婆小姑子以及丈夫在前几次都没有说什么，在那个年代的陕北农村，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赔礼道歉怕是几乎没什么人会这样做，我们不妨大胆设想，秋菊一次次的上访，会不会有更大的目的或者企图？秋菊这样一次次的折腾，想必关起门来，他们一家几口相比对于所谓的说法以及想要达到的结果是商讨过的。村长在村里是很有口碑与声望的。如果仅仅是要村长的一个道歉，那么在农村这样的一个熟人社会，且是村长这样有口碑的人物，如果真的道歉了，秋菊家真的会利益最大化吗？或者秋菊想让村长认错，然后借此机会再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否更加的符合秋菊孜孜不倦的上访讨要说法的目的？我的这种说法也许会有人反驳说：秋菊就是爱面子，脾气比较倔强，只想论个对错争个面子。那么且问，为了所谓的面子，得罪村长，在村里落下斤斤计较的名声，是否是得不偿失？是否是更没有面子的事情？如果真正的想要道歉，公开道歉，完全可以开个村民大会，村长可以检讨不应该打人，秋菊是否也应该检讨不应该知法还犯法，以及辱骂村长？如果真要道歉，那就双方各自批评，各自检讨好了，凭什么只要村长道歉，难道秋菊就没有错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立论就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村长打秋菊丈夫其实就是修养几天就好的，大夫的诊断并不严重，但是这个过程，庆来就一直躺在床上，都是秋菊挺个大肚子在外边跑，影片中塑造的庆来的形象真的很窝囊。庆来一直躺在床上，是否就是为了营造一个病重的错觉不可得之。是否是为了得到村民的同情，以一个弱势群体的形象出现也不可得之。秋菊最后的官司也无非是多赔偿了50块钱，法律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如此。秋菊折腾了这么久，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再思考一下秋菊的诉求，她想要的也许不是村长的道歉和那200块钱，而是在村长的妥协之下，提出更高的要求，让村长同意他们盖辣子楼？这样的推测，我想也是更加合理的，但是，结局并没有让秋菊达成它的目标，这也是影片所告诉我们的，不要妄想用法律来达成某些不合理的利益诉求。秋菊得到的不是她想要的，但是却是法律所能给于的。而对于最后的结果，村长被拘留，那么对于秋菊在以后村里的人际关系怕是举步维艰了。法律可以调解社会关系，但是被她破坏掉的乡土人情，怕是需要花费更多的代表来弥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