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唐朝的发展与影响，从本质上而言，初唐时期的儒学繁荣是形式上的，为何这么说呢？
唐太宗李世民倡导并支持儒家典籍整理，但太过于注重儒家学说意识形态的功能。唐太宗在对儒学的利用上，过分强调社会实践功能，相对忽略了内圣意义。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制定天下无异议的官方教科书，结果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束缚了儒学的灵性，扼杀了儒学进步发展的生机。使儒学重蹈汉代经学的老路，久而久之沦为一种僵化繁琐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
随着初唐儒学的这种形式主义繁荣，文人学士除了讲其成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参加科举考试外，儒学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和真诚的信仰。或趋于诗文，获取功名，或遁入禅门，以佛教成为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唐代诗文空前繁荣，佛教空前鼎盛，儒学空前冷落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儒学在唐代的现实引起了人们的忧虑，一些学者敢于摈弃传统，抒发己见，为儒学的发展另辟新途。如刘知几的《史通》、谈助的《春秋集传》、史征的《周易口诀》、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以及柳宗元等人的著作。不仅其内容远远超出《五经正义》，而且大胆疑古，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他们撇开古代的传统，摈弃门户之见，为宋代学者开创了疑经政经之先河，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预示着儒学必将发生新的转变和调整。
这些学说有助于使儒家经书摆脱神秘主义的氛围，有助于儒学的发展，也有助于减轻自西汉以来儒术独尊之后，儒家经书被抬高至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从而影响人们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整理。怀疑本身是学术进步的前提，综上所述，唐朝对于儒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