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
《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
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
《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史官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
太和十一年（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
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
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
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年）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年）完成。
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
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
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怎么样，但他能讲出这样的话，也是难得的。
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
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渊的《代记》十余卷，崔浩的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等，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
魏收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
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不料，《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
有人说，《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也有人说，《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闹得“群口沸腾”。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
《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
《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
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
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
《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
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
《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记载了鲜卑氏族的名称及所改之姓、官制和制度的变化，为研究拓跋部落的发展扩大及汉化提供了完备的资料，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
《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
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
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
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