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云上太阳》与《面纱》有相似之处，即都是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偏远乡村发生的事情。所不同的是，《云上太阳》的主人公最后爱上了这个新环境并选择留在这里继续生活，而《面纱》的女主人公则回到了英国，并且很难说以后她还会对当初的环境留有什么意识，即便有也只是她对丈夫回忆的陪衬。波琳和吉蒂作为两位来自西方世界的女主人公，其命运的不同主要来自于她们与自身所属的文化的不同关系：波琳几乎在法国呆不下去了，并且身患某种匿名的绝症，而吉蒂则只是随丈夫工作调动才来到中国。波琳把她的新环境当做自己的新家，她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和爱，这是她在原先的环境里所缺少的；而吉蒂与丈夫费恩所在的闹霍乱的那个南方小镇则是个凶险之地，但这种特殊环境恰恰激发夫妇二人学会了承担和宽恕的爱。因此，在《面纱》中，环境充其量是作为背景要素发挥力量，霍乱的威胁和当地民众的怒气拉近了男女主人公的心灵，促使他们成长；《云上太阳》的主人公则与环境建立起了深度的认同关系，以致她抛弃了原有的生活而选择过这种新生活。
因此，从题材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面纱》比作《十日谈》，后者的主人公们为了逃避佛罗伦萨城里瘟疫而被困在郊外，讲述着一连串滑稽但揭露某些真理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他们还将回到自己所属的城邦，瘟疫的凶险背景只是为了使那些暴露人性的故事成为可能，其自身只具有从属意义；同样《云上太阳》可以被比作《新大西岛》，后者的作者意在描绘一幅新秩序的图景，用以取代现有的旧秩序，环境本身作为革命性力量具有主导地位。这种对比凸显出《云上太阳》里面的环境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但是，更细致的考察告诉我们，《云上太阳》里面的环境并非某种新秩序，而是本质属于传统东方的一种文化。于是，假如我们把《新大西岛》作为将环境建构为革新力量的现代话语的典型文本，那么《云上太阳》就利用了这一现代话语以达到批判现代性的目的：它把一个传统秩序包装在由异质文化构成的深具批判作用的外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