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鼓隆隆，铁蹄铮铮。元代，始终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是它结束了政权纷争、战乱不断的时代，也是它成就了不朽的杂剧艺术。遗憾的是，元代作为杂剧的“花期”，短促而壮美。在此之前，虽已经过了漫长的萌发和生长，但在此之后，又很快地走向了衰败。
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即便是这样，杂剧艺术经历了兴衰流变之后，仍然不屈不挠地向后人展示出辉煌的文化图卷和顽强的生命力量。那么，元杂剧的兴起有何历史渊源？它兴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1
元杂剧的源流追溯
毫无例外，任何一种伟大的艺术成就都要经历漫长而艰辛的孕育期，才能跻身于人类文学艺术的发展序列，并为之增添辉煌的一笔。
而杂剧艺术，就如同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叶扁舟，它在重重艰难中起步，又在点滴坎坷中跋涉。它越过了千山万水，终于迎来了所有的秀丽与壮美。无奈，它似乎早已精疲力竭，只能与我们隔岸相望。可分明有一些东西我们还能够看见，那是它身下尚未褪去的，远古的光辉和生命的底色。
杂剧作为中国历史上较为成熟的戏剧形式，其最初的踪影绝不是戏剧本身，而是隐匿在原始社会中的戏剧美，是早期人类的艺术性创造。
中国戏剧与祭祀仪式的分离是在奴隶制出现以后，奴隶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开始让具备歌舞才能的女巫进行娱乐性质的表演，让先天发育不足的侏儒成为调笑的对象。前者便是所谓的“女乐”，而后者则是所谓优人，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专供奴隶主享乐的表演者——倡优。
直至秦汉，中国戏剧的发展才迎来了新的机遇。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原本分散于各个氏族、部落中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元素都汇集在了一起，形成了空前热闹的景象。这时，戏剧走出了古老的巫觋祭祀仪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形式丰富、内容多彩的表演艺术——百戏。
经历了政权变换如“传舍”、命运漂泊如“转蓬”的六朝，百戏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发展成为了具有故事情节、歌舞伴奏的戏剧雏形——歌舞戏。这种颇具魅力的艺术形式在坎坷崎岖中跋涉，渐渐走向了地远天高、雄浑深沉的盛唐。
在这思绪飞扬、灵感迸发的时代里，戏剧艺术正朝着成熟的方向恣意生长。不同于前代，唐朝统治者对于歌舞表演的喜爱，使得宫廷乐部机构得到了逐步的完善，即为戏剧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温床。
接着，杂剧在宋代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为什么偏偏是宋代呢？
这要得益于宫廷宴乐机构的完备。在它的指引下，专业演员应运而生，这是杂剧所完成的第一个质的飞跃。与前代不同，一方面，宋代教坊通过重新整编，使优伶分工逐步精细，杂剧艺人名正言顺地从民间踏入了宫廷；另一方面，教坊还针对杂剧艺人设立了专门的考核制度，进而促使杂剧从艺者的表演水平不断提高。
在宋代从杂剧的演出结构来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艳段”、“正杂剧”以及“杂扮”。所谓“艳段”就是指在正式演出之前的开场节目，一般是歌舞或杂耍。而“正杂剧”则是演出的主体，即通过歌舞或滑稽表演的形式演绎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最后的“杂扮”则是演出最后的玩笑段子，具有随意性，类似于上文提到的模仿乡下人进城。
可以看出，宋杂剧的演出结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无论是“艳段”还是“杂扮”，它们都是杂剧在向市民化的转变过程中，不得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产物。
除了上述的诸多变化外，宋杂剧在角色分配、音乐运用、表演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和改变。不得不说，它为中国戏剧在后世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当宋杂剧在政权的交替中蜿蜒前行时，南方小戏正以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破土而出，它标志着中国戏剧正式走向成熟。关于南戏的产生，难以寻找出确切的踪迹，只能凭借有限的史料梳理出一条大致的线索。明代戏曲家徐渭在《南戏叙录》中称，南戏产生于宋光宗时期。较他稍早一些的祝允明在《猥谈》中说，南戏出现于南渡之际。事实上，南戏比起宋杂剧来说具有更为浓厚的市民气息。宋廷南迁以后，杂剧在北方进一步发展，并于金章宗时期逐渐成熟。
由北曲杂剧演变而来的元杂剧，是将各种表演艺术完美糅合的产物。
在表演内容方面，它继承了金院本的特点，即充分吸纳不同民族艺术、文化中的养分，转而向讲述故事靠拢；在音乐方面，它借鉴了北曲当中多曲联套的长篇音乐形式，并逐渐组成为音乐上固定的四宫调套数结构；在演出形式方面，它在诸宫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放弃了从第三者的角度展开叙事的传统，而是依靠多人扮演，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表现戏剧冲突。
从这些转变来看，杂剧艺术发展至元代，才坎坷的路途留在身后，走进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02
元杂剧兴起的原因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杂剧在激越豪放的元王朝迎来了真正的曙光。虽然它还弥留着南宋以来的清疏之气，却早已沾染上了草原的野性。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下，它是中国戏剧生命的延续，也是前人艺术结晶的升华。那么，元杂剧兴起的原因有哪些呢？
1.政治环境：杀伐征战与社会动荡
前后百余年的动荡不安，使原本清平的社会变得千疮百孔。于是，对于元杂剧的发展就产生了一种“政衰文兴”的观点，即在政治黑暗、民族征战的社会背景下，人民的生活往往更为疾苦。这时候，文学艺术就成了抒发哀怨之情的最佳方式。
所以，单纯从政治变迁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来解读艺术的发展是不太准确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连续的社会动荡和频繁的政权更迭确实与杂剧的繁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战争所带来的人口迁徙。其次是战争所造成的民族问题。
总体来看，民族间的对抗与冲突贯穿于整个元代。从成吉思汗建国到元朝灭亡，各族矛盾的激烈程度时起时落，并出现了三次高潮。而除了元末农民起义外，两次民族矛盾的高峰都出现于消灭异族政权的过程中。
2.经济环境：商贸繁盛与城市发展
任何走向辉煌的艺术形式，都不会是无本之木，它必然离不开其特有的社会背景。作为随着城市娱乐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通俗艺术，元杂剧更是如此。
元代初期，纷争的战火渐行渐远，政治社会的稳定让废弛已久的商业经济得以恢复，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
纵然蒙古族来自于相对荒凉的北方，其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落后，但是他们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所获取的广阔土地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水陆交通的便利、政治军事的强大，必然会推动商品贸易的发展。当时商品贸易的繁荣之势自然不言而喻，这也就为杂剧艺术的繁兴创造了物质条件。
那么，商品贸易的繁荣为元杂剧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商品贸易的繁荣为杂剧演出带来了庞大的受众群体。在那些人口更为聚集、商业更为发达的城市，如北京和杭州等，其市民阶级往往人数众多，且更为复杂。在这个阶级里，既有富商豪贾，又有百工布衣，他们缺乏贵族文人对于艺术的崇高追求，又比乡野村夫见多识广、生活富裕，也就具有更为强烈的娱乐需求。
其次，城市经济的繁荣对作家群体的壮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在元代以前，商税在整个国家税收中无足轻重；而到了元以后，它却成为了国家最主要的收入。
元世祖虽然希望以华制夷，增强文治，但是却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即不提倡诗词歌赋一类的文雅艺术。这就对旧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么是改行从商或是学工，么是努力适应社会的审美需要，寄情戏场，发挥才能。
值得庆幸的是，凭借着庞大的受众群体和良好的艺术环境，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选择投身于杂剧创作，为生活寻一条出路。进一步来说，他们为杂剧艺术的繁兴，奠定了创作基础。
3.思想环境：文化政策与时代风貌
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一部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接受始终无法脱离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对应到杂剧身上，就是指其包容的创作思想、丰富的艺术样态以及多元的文化内涵。
对于杂剧的发展来说，创作思想的转变显得过于个性化，艺术样态的丰富又不免流于表面。所以，离开了声色情节的直观感受，其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那应该是能够激起受众复杂情感，从而让其产生共鸣的文化内涵。
杂剧在元代精神和风俗习惯的浸染下，终于成为了一种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创作。对于创作者来说，他们所有的创作思想都是在多元文化交融中的主动借鉴与吸纳，而所有的情感和审美又是在多元文化碰撞下的被动体验与选择。若无平地，难显高山。正是元代丰富多彩的艺术与文化，才让作家笔下的杂剧难掩其本色，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真实的世界。
03
小结
总而言之，元杂剧的发展既离不开艺术本身的发展演变，也离不开当时社会条件、政治格局、经济状况、人文环境等因素的支撑和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