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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末出生的刘兰，
是最早一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
她20年多年来的收藏，
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
张晓刚、刘野、赵半狄、宋冬、尹秀珍……
见证一个个艺术青年从边缘走向主流，名扬海外；
也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从无人问津，到万人空巷。
刘兰出生在成都，早年留学法国，十足的文艺青年，
90年代回国创业，
艺术收藏占据她人生1/5的时间。
“你努力工作、奋斗、建立家庭，
对这个世界依然存有疑惑、好奇、恐惧，
你发现那些无用的、不直接创造财富的东西，
可能更重要。”
位于北京五环外的The Room，
是她拿出积蓄，筹备了十年的私人收藏空间，
从空间设计、到作品布置，
所有细节亲自上阵，
“它讲述着我为之奋斗的青春。”
她计划每年策划一场主题展，
且将在今年6月，向观众免费开放。
5月初，一条到The Room和刘兰的家拜访。
撰文 朱玉茹 责编 陈子文
中国第一场当代艺术拍卖
1996年末，27岁的刘兰踏入了北京王府井附近一家酒店一层的空间。一进门，她倒吸一口气。
200多平米的空间内，挂满几十件绘画作品，一幅幅地紧挨在一起。每一件都是她从没见过的风格和主题，气场强大。刘兰感到自己心跳加速，人仿佛膨胀地将要爆炸。
这场名为“现实：今天与明天 —— ‘96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为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的拍卖预热。北京各界收藏圈的人几乎都被请到了现场。
当时的瑞士大使乌利·希克以50万的价格拍下了方力钧的《游泳》，现场响起一阵惊呼。
“太震惊了，就相当于现在1个亿的感觉。而且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中国当代艺术，谁也不知道这群人是谁，未来会发生什么。”至今，刘兰对那天的场景记忆犹新。
那一天，她在当时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购入了两件小幅作品，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从此闯入人生。
50万天价引发的热潮并没能持续多久，后续的拍卖到第三场便被迫停办。原因也简单——关注的人少，买的人少之又少。当时关于国内这群当代艺术家的资料稀缺，进入圈子的门槛高。
刘兰没有因此打退堂鼓，她被这些作品深深感染，便跑去找艺术评论家、策划人冷林寻求指导，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冷林借给了她几本珍藏的书，她便每天带在身边，读了很久。
27年过去，当初刘兰一眼看中的无名青年们，都已成为了名扬海外的明星艺术家，当初被认为是“浪费钱”的一幅幅藏品也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的代表作，市场价值直线上升。
“收藏当代艺术就像是一场冒险。很长一段时间，没什么人理解你。但是没有办法，你就是被它吸引住了，觉得它最真实地表现了我们当下的状态。”
文艺大院里的成长
刘兰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文艺家庭。父亲是电影导演，母亲是话剧演员。童年，她就跟着大人排练、预演、公演话剧。
70年代末，话剧院是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线阵地。刘兰记得，很幸运那时候每周大院里都有不同国家的电影周、话剧、芭蕾、音乐会，墨西哥的、日本的、美国的……这些文艺活动，是她成长过程中的日常。
1990年初，她在成都办了最早一批因私留学的护照，前往法国巴黎留学。
父母送她上火车去香港转机，“火车慢慢驶出站台，我不敢转过头去看我爸妈。那个年代物质还比较贫瘠，这一走就意味着背井离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跟现在的孩子出国不是一个概念。”
留法的这段经历被刘兰笑称是“洋插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从零开始。生活的艰苦之外，刘兰觉得精神足够富足，尽情吸收养分。
从拉丁区的老电影院，到当代音乐的接触，她尤其期待每周的周日，走路去博物馆、美术馆，待上一整天。每周四巴黎各个画廊新展开幕，她总挤出时间去看看。“那时候喜欢但买不起，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想，今后努力赚钱了再来。”
90年代的巴黎，刘兰结识了一批朋友，作家、音乐家、画家，还有和她一样做着与艺术毫不相干事情的人。“基本上你遇见的每个人都是热爱艺术，且了解艺术的，这是他们教育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时长途电话费贵，刘兰就跟家人写很多的信。1995年，看到邓小平二次南巡后，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处异乡的刘兰决定回国，创业。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广西北海。25岁的她迎头赶上了一个疯狂也充满机遇的时代，“当时北海开发得很快，跑马圈地，热火朝天。”
但刘兰心里却总是怀念在法国的学生生活。“你还是需要有电影，有音乐会，去美术馆……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但最后你不能被你的欲望带着走。”
离开北海，北上——北京，是她认为当时国内文化氛围最好的地方。
到了北京，在法国结识的好友，也是艺术策展人和收藏家的程昕东，邀请她到家中举办的party，在那里她认识了不少当代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
“我们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玩得特别开心，单纯的喜欢，没有目的、没有规划。”
在家里与藏品日日相对
刘兰认为自己真正进入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的第一件藏品，是张晓刚的《失忆与记忆》。当时她第一次去张晓刚工作室，“一走进去，就看到他正在创作这一系列。语言无法表达我当时受到的触动。”
可惜的是，当时看中的那件作品已被张国荣的男朋友唐先生早早订下。
2006年的一次群展，刘兰与这个系列的作品再次重逢，喜出望外。她当即花3万美金的高价买下，“特别喜欢，特别冲动，什么都没考虑。”
事后，她不由自主向家人隐瞒了价格，“我怕他们觉得我在乱花钱，就说是几千块买的。”
没想到，在同年纽约苏富比拍卖上，张晓刚的《大家庭：同志第120号》拍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百万美金记录。刘兰这才敢跟家人说出实情，“他们对这个领域是陌生的，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2011年，刘兰一家在北五环外买下一栋别墅，花了整整2年装修，每一处细节都由她自己细细构思。她还特意在花园里留出一小块菜地，所有吃的蔬菜都自己来种。
“家里人都特别相信我，一点也没管。完工那天我跟我老公说，今天你就不在原来那屋睡了。他才知道，哦，新房子装好了。”
家里每个空间她只精选1-2件作品，每年换一轮，“多了反而相互干扰。”
也有一些特别心仪的作品，从住进去那天就一直放在那儿舍不得换走，比如客厅正中谢南星的《无题》。“你感觉它是活的，每一个笔触都在跳动。每天不同光线、不同心境下去看它，好像都不一样，看了几年都看不腻。”
刚开始收藏，刘兰主要考虑的还是艺术品的装饰作用。“随着进一步深入，就不光只是视觉上的愉悦了，你希望更有思考的空间。”
宋冬的《一壶开水》一直在她的茶水间里，后来泰特美术馆也收藏了同一系列。“我觉得宋冬很多作品都有苦、空、无我的一种状态：一切都留不下任何痕迹，就像这壶热水一样。”
最频繁使用的过道旁，是张晓刚的“日记”，一共7天。“对我是一个提示，每天都不一样，人生无常。”
一层的大厅悬挂着杨福东和王强的两件作品，与刘兰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有关——男人眼中的女性。“自己捣鼓些小实验，设想如果我来策划一个展览会怎么讲述这个问题。”
尹秀珍的《Bamboo》是刘兰家中唯一一件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一块用旧衣物缝制成的“丛林”。“我特别喜欢她缝补的这种状态，回归到工业文明以外最本能和真实的一种东西，有一种很内敛的女性力量在里面。”
刘兰从不特意向家里人介绍这些藏品，但她发现，家人经常不自觉就会在画前徘徊很久，观看、琢磨，“艺术品本身就是有磁场的。”
与作品背后的人交往
作为一名资深藏家，刘兰的藏品不算多，但精。体量在100件左右，有影像、行为、装置，主要是架上绘画。有时候会卖几件，再买进几件。
因为不想把家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干扰家人的生活，很多藏品一直放在仓库。“最痛苦就是收藏一件作品，但没有机会拿出来沟通交流。”
拿出积蓄做收藏空间这件事，刘兰至少想了有10年。
看了北京城里无数个地方，最终定址在五环外的一处工业园区内，将公司的办公室和私人收藏空间放在一起，取名The Room。
从空间设计、作品布置，到调光、家具搭配，每一处细节她亲自设计：用旋转楼梯打破空间的死板，建玻璃顶“小花园”营造室内室外结合体验，每一面墙都是可移动的，以便根据展品随时变换空间结构……
因为大幅作品进不去电梯，刘兰专门开了一扇巨大的窗户，方便吊车运画。她印象最深的是李松松的《革命万岁》，几百斤重的铝板油画，吊进来花了好久。“当时11月，北京供暖还没有开，傍晚大北风吹得你躲都没处躲。”
空间的第一个展览原打算在2020年初正式开幕，不料一场疫情打乱了一切。她便决定做一本展览的画册，找了几位私交甚好的艺术家，探讨疫情下的生活。
张晓刚是画册里的第一位。“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有的感情都很克制。”
张晓刚推荐刘兰去看俄罗斯电影《列夫.朗道》，“你看人类的文明真的脆弱，摧毁它只需要一瞬间。”
宋冬是6个受访艺术家中最晚联系上的，刘兰一度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过了好久，他才上线说自己一直在搬家，工作室里东西特别多，疫情期间又找不到工人，他和尹秀珍两个人忙活了好几个月。
“他俩经常在搬家，但这么多年都保留了最早的那个厨房，因为他觉得厨房是最能掌握到生活的地方。”
刘兰还记得她和宋冬是在4月份见的面。宋冬留着大胡子，站在门口倒腾半天怎么设置健康码，一看就是几个月没出门的样子。
那天俩人聊了很多。宋冬看到疫情中那么多人没有机会和亲人告别，想起了自己和父亲：“我爸突然去世，没给我留下一句话。告别仪式上他一个朋友才告诉我，’你爸说你去天安门哈过气，那个作品做得特别好’。我当时眼泪掉的，永远都记得。”
刘兰和绝大部分收藏过作品的艺术家都有来往，“有些作品表层下隐藏的信息，你不聊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用排话剧的方法做展览
The Room的第一次展览，是围绕着空间名字的主题展，一共20件作品。
从2021年6月开始，每周五以预约参观的方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对外开放不是想对公众进行艺术教育，那是美术馆的事，我只是想呈现一种文化生态，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国内我们很少听到私人收藏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越丰富其实是会越有趣。”
展厅第一层是跟个人最密切相关的，让窗外的、屋里的一些元素进行对话。二层是我们生活的当下，也摆脱不了的一种社会环境。
刘野的《Book No.1》，“当时真的没有人买他的作品，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一幅你看不到丝毫刘野的痕迹，这本书它可以是你的、我的、他的。”
远处，张晓刚的《睡在书上的男孩》与它遥相呼应。
《一桌两凳》是刘兰特意邀请宋冬按照The Room的尺寸定制的，也是这次展览中最为核心的一件作品。当窗户全部关上，内部小小的空间，通过镜子被无限地放大。当把窗户都打开，外面的景色又印到窗户上，形成另一个世界。
“它都是用的一些从老房子拆下来的窗户、家具，曾经人住过的喜怒哀乐，你能从木缝里面感觉到。它变成一个丰富的灵魂在那里，每次路过你觉得它好像在跟你打招呼、表述些什么。”
透过《一桌两凳》，另一个房间呈现在我们眼前。《倒塌的床》代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代人最鲜明的记忆。“那时候，最高级、奢侈、时尚的就是你家里边的墙被染成了绿色，那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标志。”
窗边，是张恩利画的秋天窗外的景色。转过来就是耿建翌的《看不见》，“你能从中感受到死亡的气息，这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创作的。”
在刘兰看来，做主题展就像小时候看大人排话剧一样，最重要的是如何围绕着主题讲一个故事，给藏品分配合适的角色，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收藏于我的意义就更大了，它变成了我的舞台。我们奋斗的青春为了什么？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做一些自己喜欢的，真正有意思的事情。”
“无用”也许更重要
这两年开始，刘兰几乎都是围绕着未来The Room的展览在购藏。她计划每年只做一个展览，呈现一个主题，现在她脑子里已经有很清晰的未来4-5年的计划了。
“我希望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然后以10年为单位再回过头来看。”
艺术收藏占据了刘兰人生1/5的时间，并不是全部。“它跟我是若即若离的一种状态，才是最美好的。和我生命中其他重要的部分相互补充、碰撞。”
受她影响，儿子特别爱看文艺片，让她很是惊喜。“我从来没有刻意去灌输他什么，他就是看到我在家里看，他就好奇也找来看。其实父母对孩子这种潜移默化地影响真的是挺大的。”到现在，母子俩还经常互相推荐电影，刘兰也从儿子的推荐中了解了一把年轻人的文化风向。
她鼓励儿子在大学里多修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人文类课程，艺术、音乐、电影、哲学、文学。“审美不是一种技能。非技能的东西比技能更难掌握，也比技能伴随一个人更长时间。不断地去看，你才有比较。”
她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正处于一个最好可能也最坏的时代：看到好的东西的途径更多了，信息量越来越大的同时看到垃圾的几率也更大了，“好艺术家还是非常稀缺的。”
三年以前她开始将目光投向20世纪留法的那一批艺术家，特别是决澜社的一些成员，庞薰琴、关良、颜文梁…….“我觉得他们完全被低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是没有断层的，你能从作品中看到很多传承的东西，但是它又很西方、当代。”
现在，52岁的刘兰仍然处在工作的状态，每天8:30到公司上班。她希望能尽快退休，休息、运动、旅行、艺术。
“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存有很多疑惑、好奇、恐惧。上学、创业、建立一个家庭，经历这所有之后可能会发现，那些无用的、不直接创造财富的东西也许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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