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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家电维修电热水壶更新时间:2022-01-20 22:58:21

本文为一条原创,不得随意修改、搬运、抄袭,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60年代末出生的刘兰,

是最早一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

她20年多年来的收藏,

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

张晓刚、刘野、赵半狄、宋冬、尹秀珍……

见证一个个艺术青年从边缘走向主流,名扬海外;

也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从无人问津,到万人空巷。

刘兰出生在成都,早年留学法国,十足的文艺青年,

90年代回国创业,

艺术收藏占据她人生1/5的时间。

“你努力工作、奋斗、建立家庭,

对这个世界依然存有疑惑、好奇、恐惧,

你发现那些无用的、不直接创造财富的东西,

可能更重要。”

位于北京五环外的The Room,

是她拿出积蓄,筹备了十年的私人收藏空间,

从空间设计、到作品布置,

所有细节亲自上阵,

“它讲述着我为之奋斗的青春。”

她计划每年策划一场主题展,

且将在今年6月,向观众免费开放。

5月初,一条到The Room和刘兰的家拜访。

撰文 朱玉茹 责编 陈子文

中国第一场当代艺术拍卖

1996年末,27岁的刘兰踏入了北京王府井附近一家酒店一层的空间。一进门,她倒吸一口气。

200多平米的空间内,挂满几十件绘画作品,一幅幅地紧挨在一起。每一件都是她从没见过的风格和主题,气场强大。刘兰感到自己心跳加速,人仿佛膨胀地将要爆炸。

这场名为“现实:今天与明天 —— ‘96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为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的拍卖预热。北京各界收藏圈的人几乎都被请到了现场。


当时的瑞士大使乌利·希克以50万的价格拍下了方力钧的《游泳》,现场响起一阵惊呼。

“太震惊了,就相当于现在1个亿的感觉。而且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中国当代艺术,谁也不知道这群人是谁,未来会发生什么。”至今,刘兰对那天的场景记忆犹新。

那一天,她在当时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购入了两件小幅作品,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从此闯入人生。

50万天价引发的热潮并没能持续多久,后续的拍卖到第三场便被迫停办。原因也简单——关注的人少,买的人少之又少。当时关于国内这群当代艺术家的资料稀缺,进入圈子的门槛高。

刘兰没有因此打退堂鼓,她被这些作品深深感染,便跑去找艺术评论家、策划人冷林寻求指导,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冷林借给了她几本珍藏的书,她便每天带在身边,读了很久。

27年过去,当初刘兰一眼看中的无名青年们,都已成为了名扬海外的明星艺术家,当初被认为是“浪费钱”的一幅幅藏品也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的代表作,市场价值直线上升。

“收藏当代艺术就像是一场冒险。很长一段时间,没什么人理解你。但是没有办法,你就是被它吸引住了,觉得它最真实地表现了我们当下的状态。”

文艺大院里的成长

刘兰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文艺家庭。父亲是电影导演,母亲是话剧演员。童年,她就跟着大人排练、预演、公演话剧。

70年代末,话剧院是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线阵地。刘兰记得,很幸运那时候每周大院里都有不同国家的电影周、话剧、芭蕾、音乐会,墨西哥的、日本的、美国的……这些文艺活动,是她成长过程中的日常。

1990年初,她在成都办了最早一批因私留学的护照,前往法国巴黎留学。

父母送她上火车去香港转机,“火车慢慢驶出站台,我不敢转过头去看我爸妈。那个年代物质还比较贫瘠,这一走就意味着背井离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跟现在的孩子出国不是一个概念。”

留法的这段经历被刘兰笑称是“洋插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从零开始。生活的艰苦之外,刘兰觉得精神足够富足,尽情吸收养分。

从拉丁区的老电影院,到当代音乐的接触,她尤其期待每周的周日,走路去博物馆、美术馆,待上一整天。每周四巴黎各个画廊新展开幕,她总挤出时间去看看。“那时候喜欢但买不起,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想,今后努力赚钱了再来。”

90年代的巴黎,刘兰结识了一批朋友,作家、音乐家、画家,还有和她一样做着与艺术毫不相干事情的人。“基本上你遇见的每个人都是热爱艺术,且了解艺术的,这是他们教育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时长途电话费贵,刘兰就跟家人写很多的信。1995年,看到邓小平二次南巡后,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处异乡的刘兰决定回国,创业。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广西北海。25岁的她迎头赶上了一个疯狂也充满机遇的时代,“当时北海开发得很快,跑马圈地,热火朝天。”

但刘兰心里却总是怀念在法国的学生生活。“你还是需要有电影,有音乐会,去美术馆……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但最后你不能被你的欲望带着走。”

离开北海,北上——北京,是她认为当时国内文化氛围最好的地方。

到了北京,在法国结识的好友,也是艺术策展人和收藏家的程昕东,邀请她到家中举办的party,在那里她认识了不少当代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

“我们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玩得特别开心,单纯的喜欢,没有目的、没有规划。”

在家里与藏品日日相对

刘兰认为自己真正进入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的第一件藏品,是张晓刚的《失忆与记忆》。当时她第一次去张晓刚工作室,“一走进去,就看到他正在创作这一系列。语言无法表达我当时受到的触动。”

可惜的是,当时看中的那件作品已被张国荣的男朋友唐先生早早订下。

2006年的一次群展,刘兰与这个系列的作品再次重逢,喜出望外。她当即花3万美金的高价买下,“特别喜欢,特别冲动,什么都没考虑。”

事后,她不由自主向家人隐瞒了价格,“我怕他们觉得我在乱花钱,就说是几千块买的。”

没想到,在同年纽约苏富比拍卖上,张晓刚的《大家庭:同志第120号》拍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百万美金记录。刘兰这才敢跟家人说出实情,“他们对这个领域是陌生的,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2011年,刘兰一家在北五环外买下一栋别墅,花了整整2年装修,每一处细节都由她自己细细构思。她还特意在花园里留出一小块菜地,所有吃的蔬菜都自己来种。

“家里人都特别相信我,一点也没管。完工那天我跟我老公说,今天你就不在原来那屋睡了。他才知道,哦,新房子装好了。”

家里每个空间她只精选1-2件作品,每年换一轮,“多了反而相互干扰。”

也有一些特别心仪的作品,从住进去那天就一直放在那儿舍不得换走,比如客厅正中谢南星的《无题》。“你感觉它是活的,每一个笔触都在跳动。每天不同光线、不同心境下去看它,好像都不一样,看了几年都看不腻。”

刚开始收藏,刘兰主要考虑的还是艺术品的装饰作用。“随着进一步深入,就不光只是视觉上的愉悦了,你希望更有思考的空间。”

宋冬的《一壶开水》一直在她的茶水间里,后来泰特美术馆也收藏了同一系列。“我觉得宋冬很多作品都有苦、空、无我的一种状态:一切都留不下任何痕迹,就像这壶热水一样。”

最频繁使用的过道旁,是张晓刚的“日记”,一共7天。“对我是一个提示,每天都不一样,人生无常。”

一层的大厅悬挂着杨福东和王强的两件作品,与刘兰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有关——男人眼中的女性。“自己捣鼓些小实验,设想如果我来策划一个展览会怎么讲述这个问题。”

尹秀珍的《Bamboo》是刘兰家中唯一一件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一块用旧衣物缝制成的“丛林”。“我特别喜欢她缝补的这种状态,回归到工业文明以外最本能和真实的一种东西,有一种很内敛的女性力量在里面。”

刘兰从不特意向家里人介绍这些藏品,但她发现,家人经常不自觉就会在画前徘徊很久,观看、琢磨,“艺术品本身就是有磁场的。”

与作品背后的人交往

作为一名资深藏家,刘兰的藏品不算多,但精。体量在100件左右,有影像、行为、装置,主要是架上绘画。有时候会卖几件,再买进几件。

因为不想把家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干扰家人的生活,很多藏品一直放在仓库。“最痛苦就是收藏一件作品,但没有机会拿出来沟通交流。”

拿出积蓄做收藏空间这件事,刘兰至少想了有10年。

看了北京城里无数个地方,最终定址在五环外的一处工业园区内,将公司的办公室和私人收藏空间放在一起,取名The Room。

从空间设计、作品布置,到调光、家具搭配,每一处细节她亲自设计:用旋转楼梯打破空间的死板,建玻璃顶“小花园”营造室内室外结合体验,每一面墙都是可移动的,以便根据展品随时变换空间结构……

因为大幅作品进不去电梯,刘兰专门开了一扇巨大的窗户,方便吊车运画。她印象最深的是李松松的《革命万岁》,几百斤重的铝板油画,吊进来花了好久。“当时11月,北京供暖还没有开,傍晚大北风吹得你躲都没处躲。”


空间的第一个展览原打算在2020年初正式开幕,不料一场疫情打乱了一切。她便决定做一本展览的画册,找了几位私交甚好的艺术家,探讨疫情下的生活。

张晓刚是画册里的第一位。“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有的感情都很克制。”

张晓刚推荐刘兰去看俄罗斯电影《列夫.朗道》,“你看人类的文明真的脆弱,摧毁它只需要一瞬间。”

宋冬是6个受访艺术家中最晚联系上的,刘兰一度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过了好久,他才上线说自己一直在搬家,工作室里东西特别多,疫情期间又找不到工人,他和尹秀珍两个人忙活了好几个月。

“他俩经常在搬家,但这么多年都保留了最早的那个厨房,因为他觉得厨房是最能掌握到生活的地方。”

刘兰还记得她和宋冬是在4月份见的面。宋冬留着大胡子,站在门口倒腾半天怎么设置健康码,一看就是几个月没出门的样子。

那天俩人聊了很多。宋冬看到疫情中那么多人没有机会和亲人告别,想起了自己和父亲:“我爸突然去世,没给我留下一句话。告别仪式上他一个朋友才告诉我,’你爸说你去天安门哈过气,那个作品做得特别好’。我当时眼泪掉的,永远都记得。”

刘兰和绝大部分收藏过作品的艺术家都有来往,“有些作品表层下隐藏的信息,你不聊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用排话剧的方法做展览

The Room的第一次展览,是围绕着空间名字的主题展,一共20件作品。

从2021年6月开始,每周五以预约参观的方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对外开放不是想对公众进行艺术教育,那是美术馆的事,我只是想呈现一种文化生态,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国内我们很少听到私人收藏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越丰富其实是会越有趣。”

展厅第一层是跟个人最密切相关的,让窗外的、屋里的一些元素进行对话。二层是我们生活的当下,也摆脱不了的一种社会环境。

刘野的《Book No.1》,“当时真的没有人买他的作品,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一幅你看不到丝毫刘野的痕迹,这本书它可以是你的、我的、他的。”

远处,张晓刚的《睡在书上的男孩》与它遥相呼应。

《一桌两凳》是刘兰特意邀请宋冬按照The Room的尺寸定制的,也是这次展览中最为核心的一件作品。当窗户全部关上,内部小小的空间,通过镜子被无限地放大。当把窗户都打开,外面的景色又印到窗户上,形成另一个世界。

“它都是用的一些从老房子拆下来的窗户、家具,曾经人住过的喜怒哀乐,你能从木缝里面感觉到。它变成一个丰富的灵魂在那里,每次路过你觉得它好像在跟你打招呼、表述些什么。”

透过《一桌两凳》,另一个房间呈现在我们眼前。《倒塌的床》代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代人最鲜明的记忆。“那时候,最高级、奢侈、时尚的就是你家里边的墙被染成了绿色,那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标志。”

窗边,是张恩利画的秋天窗外的景色。转过来就是耿建翌的《看不见》,“你能从中感受到死亡的气息,这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创作的。”

在刘兰看来,做主题展就像小时候看大人排话剧一样,最重要的是如何围绕着主题讲一个故事,给藏品分配合适的角色,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收藏于我的意义就更大了,它变成了我的舞台。我们奋斗的青春为了什么?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做一些自己喜欢的,真正有意思的事情。”

“无用”也许更重要

这两年开始,刘兰几乎都是围绕着未来The Room的展览在购藏。她计划每年只做一个展览,呈现一个主题,现在她脑子里已经有很清晰的未来4-5年的计划了。

“我希望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然后以10年为单位再回过头来看。”

艺术收藏占据了刘兰人生1/5的时间,并不是全部。“它跟我是若即若离的一种状态,才是最美好的。和我生命中其他重要的部分相互补充、碰撞。”

受她影响,儿子特别爱看文艺片,让她很是惊喜。“我从来没有刻意去灌输他什么,他就是看到我在家里看,他就好奇也找来看。其实父母对孩子这种潜移默化地影响真的是挺大的。”到现在,母子俩还经常互相推荐电影,刘兰也从儿子的推荐中了解了一把年轻人的文化风向。

她鼓励儿子在大学里多修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人文类课程,艺术、音乐、电影、哲学、文学。“审美不是一种技能。非技能的东西比技能更难掌握,也比技能伴随一个人更长时间。不断地去看,你才有比较。”

她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正处于一个最好可能也最坏的时代:看到好的东西的途径更多了,信息量越来越大的同时看到垃圾的几率也更大了,“好艺术家还是非常稀缺的。”

三年以前她开始将目光投向20世纪留法的那一批艺术家,特别是决澜社的一些成员,庞薰琴、关良、颜文梁…….“我觉得他们完全被低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是没有断层的,你能从作品中看到很多传承的东西,但是它又很西方、当代。”

现在,52岁的刘兰仍然处在工作的状态,每天8:30到公司上班。她希望能尽快退休,休息、运动、旅行、艺术。

“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存有很多疑惑、好奇、恐惧。上学、创业、建立一个家庭,经历这所有之后可能会发现,那些无用的、不直接创造财富的东西也许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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