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体文明是人类最初创造的文明形式，它主要依靠人类的本能活动。人类各民族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不同文明形式，都带有强烈的本能色彩。但那些文明形式恰恰是人类生存下去所必需的坚硬外壳。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母体文明能够起到极好的保护作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必须对母体文明中的某些原始基因进行革命，否则将束缚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这几乎与某些动物长大的过程如出一辙，只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过程却要复杂得多。因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突破都需要全民族在文化上的认同，认同的过程通常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人类从洞穴文明走向广场文明过程中孕育着许多文明突变的火种。现代人类文明形式的不同，其实主要是从这一阶段的不同变化所造成的差异开始的。所谓人类的“轴心时代”就是原生态的母体文明开始发生重大突变的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其根本特点在于固守母体文明。它将人类文明的坚硬外壳----血缘关系、部落文明、家族文明固化在后天文明的核心结构内。
与儒家文化的家族“别爱”----私爱不同，墨子主张“兼爱”，即交互之爱，普世之爱。因而，墨子兼爱论是对儒家文化中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式“别爱”的升华，是由私爱向大爱的升华。墨子的兼爱论仿佛是将广场上具有不同家族背景的人进行一场全民化的改造，从而将具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人统一而为普爱价值观下的共同的“人”！
显然，墨子的兼爱论是一条脱离中华母体文明的通天大道！
也许是墨子兼爱论过于理想化，墨子在推行兼爱思想过程中遇到了其他学派，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贵族文化的坚决反对。
《墨子·耕柱》中记载了一个叫巫马子的人与墨子论辩的过程：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击我则疾，击彼则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杀彼以我，无杀我以利彼。’”巫马子对墨子说道：“我和你不同，我不能做到兼爱。我爱邹国人胜过越国人，爱鲁国人胜过邹国人，爱我家乡的人又胜过鲁国人，爱我家人又胜过家乡的人，爱我双亲又胜过家人，爱我自己身体又胜过双亲。因为亲近我的缘故，若打击我，就会疼痛；打击别人，那就痛不到我身上。我为什么不去解除我的疼痛，却去解除不关自己的别人的疼痛呢？所以我只有杀他人以利于我，没有杀自己以利于他人的。”
墨子回应说：“子墨子曰：‘子之义将匿邪？意将以告人乎？’巫马子曰：‘我何故匿我义？吾将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则一人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利己；十人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利己；天下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利己。一人不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说子亦欲杀子，不说子亦欲杀子，是所谓经者口也，杀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恶利也？若无所利而不言，是荡口也。’”墨子说：“你这种想法，是准备私自藏下来呢？还是要告诉他人呢？”巫马子说：“我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这种想法呢？我将准备告诉他人。”墨子说：“那么若是有一个人听信你，这个人就要杀你以利于己；十个人听信你，就有十个人要杀你以利于己；天下的人听信你不祥之言的人；十个人不听信你，这十个人也要杀你，因为你是散布不祥之言的人；天下的人不听信你，天下的人也要杀你，因为你是散布不祥之言的人。倘若如此，听信你的人，要杀你，不听信你的人，也要杀掉你，这叫做言出你口，祸杀你身啊!” 墨子说；“你说的话究竟有无利益呢？倘若无利益还要喋喋不休的话，那就是白费口舌了。”
巫马子区别亲疏远近，最后暴露的是极端自私的唯我之爱。这是“爱有差等”思想的必然结果。建立在宗法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正是如此。家族历史主义意识下的差等之爱----别爱，导致极其广泛的“内部斗争”，即使父子、兄弟的血肉亲情之间为了争夺利益，也有可能发生残酷的冲突。
墨子兼爱论的本质，就是要将形形色色的人间“别爱”上升为全人类的普世“大爱”。如果墨子兼爱论得以施行，中国式的构建在血缘关系之下的家族私爱必然会得到升华，其最终结果必然将斩断中华母体文明的脐带，从而引领中国人走向新的兼爱文明。
儒家学派非常清楚墨子兼爱论的革命性意义，孟子就曾经刻意歪曲墨子的兼爱理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对墨子兼爱论的刻意歪曲几乎到了极其恶毒的地步。其实墨子经常强调孝的：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曰：‘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乎？’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所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贼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墨子·兼爱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然而天下的人反对兼爱的主张，仍然没有终止。他们说：“恐怕这样不适合于双亲的利益，而有害于孝道吧？”墨子说：“姑且让我们一起来考察一下孝子是怎样为父母考虑的。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他人憎恶、残害他的双亲呢？照常理说，当然希望他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了。那么，自己首先应当如何做才可以得到这些呢？假若我是先爱护和有利于他人的双亲，而后他人会以爱护和有利于自己的双亲来报答我吗？还是先憎恶、残害他人的双亲，而后他人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来报答我的双亲？当然，必然是先爱护和有利于他人的双亲，然后他人才以爱护和有利于自己的双亲来作报答了。然而，这个“交相利”的孝子，果真是出于不得已，才先去爱护和有利于他人的双亲呢，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蛋，完全不知道善待呢？我们姑且试着考究这一问题。先王的书《大雅》里说道：“没有什么话我不践履，没有什么恩德我不报答。人家赠给我桃，我报他人以李。”这句话的意思是爱别人的人一定被别人所爱，而讨厌别人的人，一定被别人所憎恶。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反对，原因究竟在哪里？
很显然，墨子的兼爱，并非“无父”之爱，而是通过普天下的兼爱，把爱自已的“双亲”与爱别人的“双亲”统一起来，使天下的“双亲”得到更多的爱。“孝”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普天之下得到了无限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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