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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凶猛」

撰文|萧璇子制图|潇湘子审校|无崖子

江南前世，不见杭州

“吴侬软语”，这是中国人对汉语方言吴语的描述。

吴语方言区及周边省份地缘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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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说吴语的区域标识在地图上，便是浙江大部、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浦城组成的区域。这块以钱塘江为轴线的方言区，便是古典中国时代建构起来的一片诗意之地——江南。在隋唐之前，以北方中原的地理视角，将这片土地被称为“江东”。

仿战国青铜剑剑

吴越文化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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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说的“江南”，最早为“江东”，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故地，后为楚国东部领土——项羽就是在这里起兵反秦的。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说的便是这里。

“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这是1944年，出自徐悲鸿先生的一幅自题联。塞上的壮美与江南的秀美，被视为中国美学的两种风格。春雨、杏花的意境，跟“软语”天然契合。它们一起，建构了世人眼中的江南。

作为江南名片之一的杭州，向来以以“西湖歌舞”、“浓妆淡抹”的形象示人。在文人墨客笔下，它更是成为“人间天堂”。不过，它的前世并非如此——那个看不见的杭州的面目，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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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和西湖：人文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杭州之前的江南，北为吴、南为越，那是属于苏州与绍兴的时代。当杭州还没有县城的时候，苏州之地已经是吴国王都、绍兴一带已经是越国中心。那正是吴越争霸的岁月，记载了勾践卧薪尝胆、西施落雁沉鱼的时光——那一切江南风云，与杭州无关。

但是，早期的吴越族群与地理环境，与后世杭州的形成一脉相承。

百家争鸣、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深深影响了今天的中国区域文化版图。比如，山东因有齐、鲁故地，而别称“齐鲁”；河北因有燕、赵故地而号称“燕赵”。江南吴语地区，曾有吴、越这两大古王国，所以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吴越文化”。

上古族群与族源太过复杂，我们不做详细考证，但大致可确定的是：吴、越有着共同的先祖，并与更南部的闽越、南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族群泛称“百越”）。

齐人、军事家孙武，就明确地说过：“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孙子·九地》）吴国越国虽势不两立，但要是面临外部答案，也一定会同舟共济——这段论述证明了，吴越是同一根脉上发出的不同支脉。

伍子胥也有过类似论述：“夫吴之与越也，接土临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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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百越民族活动范围示意图

随着不同族群交融和文明进程发展，地域的吴越逐渐超越血缘族群，成为一个区域文化概念。从春秋到秦汉时期，吴越，已经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族群区域，而是拥有鲜明传统的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即吴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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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干越、吴越地缘关系及互相关系图

以中原为发散地的中华文明，融合能力强大，但其伟大的魅力在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输入中原思想的同时，还能让各地的风物民俗，得以不同程度的保留——吴越、巴蜀、齐鲁、秦晋、荆楚，像不同色泽的花瓣，盛开在一棵植株上。

在被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吴越文化也对中原产生影响——在这种互相作用之下，古吴越完成化“华夏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更靠近中原腹地的楚，“华夏化”比吴越早，更偏离中原腹地的闽越（福建）、南越（两广）的“华夏化”比吴越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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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同根同源，春秋时期，双方争霸江南，前期吴占上风，后期越占鳌头——越灭吴后，一路北上，进入齐鲁，争霸中原，并定都琅琊。后，越为楚国所灭，其故地一度称为“东楚”。

彪悍吴越，断发纹身

成书于西汉的著作，对吴越民风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之子，故不伤害也。”（《汉书·地理志》）
“（越人）陆事寡而水事重，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淮南子·原道训》）
“（越人）剪发文身，烘然成章，以像龙子，将以避水神。”（《说苑·奉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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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吴越地区出土的人俑，其形象通体纹身、断发，与当时文献记载十分契合

三处记载大同小异，均点出了吴越人的特征：

生活环境：吴越，即江南人经常跟水打交道

平日打扮：为了活动方便，往往不修边幅，披散断发

纹身习俗：龙一类的图案，作用是“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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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吴服制作 @ 中国装束复原小组

汉代，吴越人开始把头发留长，但是保留了自己的锥髻；把衣服改成右衽，把裙子加长，但是他们的衣服还是相对紧窄；吴越人开始放弃纹身，于是他们在衣服上绣花纹。他们创造了吴服，他们开始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精神。原本信仰蛇和大江的民族，也变成了“炎黄子孙”

成书于汉代的《越绝书》作者没有明确身份，但可以通过开篇文字确定，作者为绍兴地区人，绍兴是古越国的中心。作为本地人视角的地方志，《越绝书》在《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篇中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这段话说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干掉近亲的吴国，一路北上开拓，逐鹿中原，把都城迁到了齐国家门口的琅琊，孔夫子带弟子来“教化”越王（此段是否属实且不管，我们关注的是地域民风之描述），越王就说：

“俺们越人性格直爽而愚钝（自谦），居住之地汪洋泽国，乘船就像北方人驾车骑马，去的时候顺水如风，离开逆水就势比登山——在这种环境下，吃苦的越人视死如归。夫子您看，俺们这群人水里来水里去惯了，剽悍如此，短期很难教化啊，您鲁国那套思想，恐怕不适合我们越地啊！”

直到宋代，杭州一带土著仍有“断发纹身”的习俗——这说明，经历了千年变迁，经历了中原文化的一轮又一轮影响，古老的传统与印记，在吴越地区并没有消失。即使到了经济发达的宋代文人社会，本色的吴越依然没有褪色。

相比中原，江南人，或曰吴越人最显著的民风和环境特色就是：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婉约柔美富足的水乡，是唐宋至近世形成的印象。在更漫长的历史时期，江南的水非但不婉约，而且还很凶猛——吴越人民，就是在跟水的缠斗中不断成长的。断发纹身，成了他们重要的族群标识之一。

水乡吴越，环境险恶，最凶猛、最强烈的水，则是拥有涌潮的钱塘江。

魔鬼之江，天人缠斗

钱塘江口涌潮是海洋潮汐的一种。地球上的海洋潮汐是海洋水体在日、月天体，尤其是月亮的引力作用之下所形成的一种周期性运动。河入海口，多有涌潮，但钱塘江潮最为奇绝。

论长度、水量，这条江并不突出，但为何能成为全球最强烈的涨潮景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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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月球、地球约潮汐运动关系演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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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十八前后的钱塘江涌潮

外宽内窄的喇叭口，一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喇叭口并不是钱塘江的专利，其他有此轮廓的河口，却没有强烈涌潮。

钱塘江管理局的周潮生工程师，经过多年研究发现：秘密就在杭州湾底部，从湾口到乍浦，河底平坦，水深约10米；从乍浦往内则以万分之一二的坡度抬升，在海宁老盐仓间达到顶点；跟水流呈垂直的方向，形成了一条长约130的“沙坎”。所以，海潮进入杭州湾长驱直入到沙坎时，前锋迅速变陡，渐成强烈涌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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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涌潮形成机理“四步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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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口涌潮形成示意图与主要观潮点

钱塘江因河道曲折如“之”，又叫“之江”、“浙江”，作为区域的浙江也因这条江而得名。上游为新安江，中游为富春江，下游为狭义的钱塘江——也就是最为汹涌澎湃的一段。据说，江中有一诡异大石，被称为“罗刹石”（罗刹，佛教中的恶鬼）。钱塘江，也因这块石头有了另一个名字——罗刹江。

五代时期诗人罗隐诗云：“怒潮汹汹势悠悠, 罗刹江边地欲浮。”罗刹江，这个带有鬼魅恐怖色彩的词汇，反映了吴越先人面对钱塘江这头猛兽时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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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5日，一场号称“百年不遇”的潮灾袭击了杭州钱塘江沿岸

五代时期，诗人罗隐生活的时代，吴越王国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海塘技术。

钱塘江之“钱塘”，其实就是一条海塘的名字。

潮水强烈的时节，也正是台风光顾之时。以浙江为例，经常受台风暴潮及钱塘涌潮袭击的岸线长达6000多公里，其中大陆岸线有1840公里，占全省大陆岸线的83%。吴越，尤其是浙江的海岸线，布满了一种像本地特色的人文景观——海塘，犹如沿着海岸线游走的长城。

这些海上长城的出现——就是江南人与潮灾、水患缠斗的产物，它似乎在时刻提醒着富庶地区的文人：这里的昨天既不温柔，也不文艺。

沙堆造陆，杭州出世

在遥远的年代，西湖一带距离海岸还很近——西湖的前身，本是一个海岸潟湖，随着人们不断加固防潮大堤，加上大自然泥沙堆积，海平面后来下降，曾经的海边变成了湖滨，今杭州滨湖路曾经也是海岸线，边上那道高高的海塘，因附近有“泉”（吴语“泉”音接近“钱”的发音），因而而得名“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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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的历史变迁，是“沧海桑田”的鲜明见证——今天的海过去可能是陆地，今天的陆地过去可能在水下。杭州湾北岸，上海金山曾在水下；今天的萧山也是在近世形成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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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95年，是汉时期杭州湾北岸水、陆形势图。当时西湖的前身是个半封闭的西湖，与海水相连。

当时的杭州前身“钱唐”即图中的“泉唐”

这条叫“钱塘”的江，仿佛上苍的特意安排，成了吴与越，地理与文化的界限。

钱塘江之于江南，就像秦岭淮河之于中国，将江南之地分成了两种格局：钱塘江西北是河网密布的平原水乡，孕育了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等吴地明珠，是为苏南、浙西；江东南（包括钱塘江面）则是山环水绕、海岸曲折的丘陵河谷，孕育了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越地名城。

一侧是浙西（广义上包括苏南）为吴地，一侧是浙东，为越地——宋代苏南与浙江是一体的行政区，叫“两浙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南”地区。

涛涛钱塘江潮，从空间距离而言，与那一汪岁月静好西湖，并不算远；但它们所代表和缔造的地域性格对比强烈。江南的两种格调，也因此而分为两种。因江而成的浙西、浙东，还形成了两种学术流派——浙西学派、浙东学派。

地理、文化因江而分野；省份，因这条江得名；省会前身杭州叫钱塘，也因这条江而得名。

杭州地区出现县城，要到秦统一六国之后，在会稽郡设钱唐县（是唐，而不是塘，钱塘是隋唐时期改名的）。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处于动荡时期，此时的杭州仍是“县城级别”的钱唐县。对于弄潮这种表演性很强的活动，没有大城市的地方就没有市场需要，所以也无法形成规模；没有大城市的地方就没有话语权，也就没有人去记录。

杭州古城有个武林门，记述南宋临安城市地理的著作叫《武林旧事》——武林，这个霸气的名字，是古杭州的代称之一，据说源于钱塘城外的武林山。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武林山，武林水所到之处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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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城东部有三条古河道，这是钱塘江古岸线不断变迁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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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及西部群山图

杭州，不仅是“武林”，更是“江湖”——江，是钱塘江；湖，是钱塘湖。西湖的放大版是太湖，太湖流域平原，杭州城市所处的杭嘉湖平原，是太湖平原的组成部分；钱塘江口的放大版是海湾，江海交汇喇叭口，它朝向的则是更广阔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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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太湖平原、钱塘江与吴语区（江南）与中国的位置关系

这是一个背靠群山的“武林”之城，又是一个朝向大海的“江湖”之城。

2000多年前，曾经的江与湖，纠缠在一起。宋代《淳祐临安志》说：“西湖本通海，东至沙河塘，向南一岸皆大江也。故始皇缆舟于此。”

秦：会稽郡的钱唐县

苏州绍兴为中心，杭州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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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与绍兴，是文明发展早期的江南两个中心城市。春秋时期吴越争衡，前者国都在吴（今江苏苏州），后者的统治中心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首都一度北迁山东琅琊，但越国终于不能在中原立足，又退回江南，仍旧建都于吴（苏州）。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江南属于会稽郡，而会稽郡治在苏州。

当杭州城在摇篮中时，太湖平原中心苏州、江淮地区中心南京，早已繁荣多时。

秦汉时代，今杭州城区所在，还是一片潟湖、沼泽、海滩的世界，江口的大潮随时可能倒灌入半封闭的潟湖，西湖的前身。秦汉所置的钱唐县城故址，至今还没有定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县城建在群山之中，处于海拔较高、潮水难以波及的地带。

东汉时期，会稽南部仍名会稽郡，治所也依旧在绍兴；而北部则分立为吴郡，治所仍在苏州。吴郡所辖的钱唐县便是今日杭州的前身（县治在灵隐山下），在吴会以钱塘江为界分治之后，钱唐县紧靠两郡分界线，不过是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县。

西汉时，江、湖淤积，江岸南移，江湖之间，终于有了一片相对开阔的陆地。“武林山”下的钱唐，开始成为会稽郡辖区的一处军事要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六朝南京秦淮河金粉满地时，钱塘江与西湖，还几乎是待开发状态。

潮水翻涌的钱塘江，是吴、越过渡地带的天险，尽管两地的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钱塘江畔的钱唐县，早期属会稽（治绍兴）管辖，东汉则被划入了吴郡（治苏州）。也就是说，当时的杭州先被绍兴的会稽郡管着，后又被苏州的吴郡管着。“分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郦道元《水经注·浙江水》）。先属越地郡，又属吴地郡——杭州，以吴而言，是南部边缘，以越而言，是北部边缘。

总之，吴越结合部的杭州这时候不太重要，划给哪一方，都是身不由己。

陈文述在《西冷怀古记》“钱唐怀华信”篇中说：“江湖始分，涨沙渐远”。东汉时期曹华信修筑海塘，开始让西湖脱离“苦海”，成为内湖，当时钱唐县在西湖的西南，称“明圣湖”。

运河凿通，华丽转身

隋唐时代，钱塘江流域的开发，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据《乾道临安志》卷一《城社》引《九域志》记载，“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县升级为州，后又升级为郡——隋代杭州城，终于拓展到今杭州市区。到隋炀帝，大运河又让杭州华丽转身，直通东都洛阳——交通动脉直接拉动了GDP的升级：“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隋书·地理志》）。

隋代：余杭郡的钱唐县

苏州、杭州、绍兴开始三足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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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州—郡，隋朝短短几十年，杭州完成了两级跳。唐袭隋制，杭州继续蜕变升级。唐朝，杭州迎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父母官——白居易。

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唐都长安发布一条人事通知：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刺史为唐朝州官，相当于“杭州市市长”。这个时候，坚固的海塘挡住了滚滚江潮；沉淀的陆地圈出了一汪湖水——江湖之间，安放着江南新崛起的杭州城。钱塘江畔，等待诗人市长吟咏的，一面是温柔的西子湖；一面是翻滚的钱塘江。

唐宋之间的过渡时期，江南为吴越政权统治。

吴越三代五主，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始终未称帝，其政权可被视为“江南吴越自治区”。第一代吴越王钱镠，在其他各国纷纷热衷战争的情况下，他以保境安民为国策，让动荡中的江南和杭州，完成了华丽转身。

面对肆虐的潮灾，他发起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让周边变成了富饶之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旧五代史·钱镠传》）。

吴越国，奠定了江南文化地理的范围，其统辖区域，基本等于今苏南、浙江，及安徽部分区域，大致就是“吴语方言区”，也就是文化语境中的“江南”。

五代：吴越国的都城

角色转换的时代：杭州成为中心，苏州、绍兴成为辅佐

江南文明早期，吴的中心在苏州；越的中心在绍兴；而唐宋以来，曾经的杭州，本是吴越两国或两郡的边缘，升级为吴越国的都城，成了整个大吴越，即江南的区域中心。

吴越王朝将保境安民国策执行了70多年，后来把一块富饶的江南，以和平解放的方式移交给北宋，没有经历战争洗礼的杭州，继续着自己的上升势头：

北宋时，杭州城市面积首次超过昔日的六朝故地江宁（南京）、吴地中心平江（苏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等到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江南中心，又变成了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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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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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都城临安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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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城皇城地图

从地方区域中心到全国最大的城市，两宋时期杭州再次蜕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弄潮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峰时代。这个时候，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倾斜，以江南为代表的东南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娱乐事业蒸蒸日上。

潮灾泛滥的地狱，终于炼成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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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两浙路，基本就是吴越或“江南”地区，当时浙西包括今太湖平原地区的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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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地域形势，二者大致以钱塘为分野，而杭州是最重要的节点或结点

沧海桑田之后，江岸线不断东移。江、湖终于分离，一个归于平静、一个继续怒吼。杭州城，不南不北、不东不西、不偏不倚，恰好在钱塘江与西湖间的节点上。

严格来说，古典的时代的杭州，并不在钱塘江流域。按照水文划分，杭州主城区属于太湖水系，西部主要河流是西溪，东部水系主要是大运河——这两条河构成了杭州城的母亲河。

钱塘江，近在咫尺，但它没有给早期杭州城提供集水、蓄水的流域，而且，它的恶潮随时威胁吴越人的安全。在改造自然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早期的杭州聚落一直在躲避这条有“罗刹”称号的魔鬼河。

相比之下，温柔的西溪、人造的运河，让杭州变成了温柔富贵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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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界让太湖分属两省，而钱塘江的距离，让很多人误以为杭州城位于钱塘江流域，而实际上：杭州跟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上海同属太湖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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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平原及周边地区地形遥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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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与太湖平原、钱塘江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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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域水系图上可以看到，杭州城恰恰坐落在太湖平原南部——杭嘉湖平原的南缘，它紧贴着钱塘江，却要时刻防备这条脾气暴躁的猛兽。

钱唐县最早设在山前盆地，以山地为屏障，后来因为人口增多，需要往平原地带发展，所以不得不修筑高大的海塘，第一道著名的海塘就叫——钱塘。

取这座工程的谐音，杭州所在地最早设县称为“钱唐县”，到了隋唐之际改为“钱塘县”。不过，那时候的县城那时候的西湖并不在城西，而且距离海岸线很近，所以还没有“西湖”的叫法。那时的西湖，依旧跟钱塘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名字就叫“钱塘湖”，如白居易的一首诗就叫《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的时代，河流携带泥沙不断造陆，加上海棠修筑技术不断提高，隋唐升级为“州”的钱塘县，城市面积比此前扩大了数倍。但杭州的枢纽位置是显而易见的，它位于太湖流域与大海之间、吴地与越地之间、浙东与浙西之间。

这就是杭州，土地富饶又有潮灾隐患，面向中原又背靠大海。正因如此，从隋朝大运河开通之始，它便一天比一天壮大——直到后来，成为偏安南宋的都城，终于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巅峰。

第二次巅峰，则是如火如荼的当下——这是杭州的新江湖，浙商的江湖、电商的江湖、地产的江湖，总之，当下的杭州，是最热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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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大运河与杭州（余杭）位置关系图。其中的江南河一段，正好穿越了苏杭所在的太湖平原

刚柔之间，双面杭州

杭州城，端坐在汹涌的江水与婉约的湖水之间。

做动词的时候，“杭”的意思是“渡”；《说文解字》说：“杭，渡也。”这个美妙的汉字，在《诗经》中留下了一句美妙的句子：“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作名词的时候，杭是“船”。《说文解字》又说：“杭，方舟也。”又如《史记·司马相如传》：“盖周跃鱼陨杭。”

杭州城市LOGO，整体的造型就是一艘航船，古代“杭”通“航”，既可指“航行，也可作名词“航船”

杭州，它恰恰就像一艘船，连接着吴越、过渡着海陆。

这样的它，兼具西湖和钱塘江带来的两种性格。赏湖游春，是一种性格，代表着江南的婉约；临江观潮，是一种性格，象征着江南的刚烈。

只不过，前一种在话语上占了上风，更能迎合酸腐文人和文艺青年的情怀。而轰轰烈烈的弄潮，是第二种性格的产物，它一直存在，但在话语上不及前者。

这个时期的杭州，一方面体现着江南水乡的富足、安逸，一方面，这里保存着古吴越传统的剽悍、阳刚。

阳刚与柔美，在杭州城交相辉映。所以，在吴越的节点——杭州城附近，在钱塘江口，曾经上演了轰轰烈烈的热血大戏——弄潮。

原来，诗词里那个遍地软妹子的地方，其实也有很多硬汉子。正如《水浒》里那些纹身的渔家汉子一般，弄潮儿就是现实版的“浪里白条”、“混江龙”、‘出洞蛟’。

一幅幅热血的画面，出现在宋人的笔记中：

奉圣旨自管军官已下，并行支犒一次。自龙山已下，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西兴一带，亦皆抓缚幕次，彩绣照江，有如铺锦。市井弄水人，有如僧儿、留住等凡百余人，皆手持十幅彩旗，踏浪争雄，直至海门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戏、撮弄等，各呈伎艺，并有支赐。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之“乾淳奉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