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建造的立意不是为了记载历史，而是为了弘扬佛教，潜在地反映一些历史乃是其“附加值”。但是由于云冈石窟建造于北魏一朝，浓郁的时代特征、鲜明的社会背景、独特的民族风格，自然格外显眼地反映在石窟中，于是在佛教的表象后面就有了深厚的历史属性，同时也就派生出历史价值。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唐代，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终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清代，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