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作为巴金先生的家族，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世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巴金家属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文化遗产，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积极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巴金先生本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其作品对于揭露社会弊病、探讨人性命运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学价值。因此，巴金家以其在文学领域的不懈奋斗和文化贡献，值得被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予以充分肯定和赞扬。
巴金，“鲁迅之后的大文学家。（钟雨《怀念巴金》）”在享有盛誉的诸多作家中，巴金是我敬重的几个人之一。一是“巴金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李健吾语）；二是巴金是一个超越文学的作家，“‘巴金’这个名字……已远远超出了对一个人的指称，更是一种象征——人世的爱恨、人性的美丑、家国的兴衰，一齐呈现”。由《家》到《随想录》，巴金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他不仅勇于“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更敢于把自己连同历史一起押上审判台。他说，“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柯灵所说的，“有没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内心生活,是真作家假作家不可逾越的界线。”勇于批判，勇于承担，这就是巴金超越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再如已故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言，巴金的文学成就超越了文学，“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他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优秀文学是无国界的。巴金的文学成就超越了文学，他以众多的长篇、中篇、短篇及散文、特写、杂文等不同文体在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座包容的、沟通的桥梁。正如巴金自己所说的那样, 是文学“把人的心拉得更近了”。巴金先后六次到日本访问，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随行巴金》起笔于“在巴金先生身边的日子”，落笔于“巴金与井上靖的友谊”：1980年春天，76岁的巴老率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伊东正义、国会议员小川平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井喜实等日本政坛、文坛的一致欢迎。仅在东京的4天，“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就分别举行了两场欢迎酒会，而巴金的即席演讲更是赢得了日本政界、文化界、经济界的“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正如陈喜儒所言，“巴老的讲话，朴素得像拉家常，但却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如在长崎告别午宴的致辞中，巴老向为他“挡风”的清水正夫先生及“为了念好讲稿（译文）”而“一夜没睡，把七千字的讲稿重抄了一遍”的作家丰田正子表示感谢，并表示“从中学会了交友之道”。
“他的生命已整个地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过程。这本身就赋予巴金一生特殊的意义。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一个时代的伟大的代表。”诚如巴金研究专家汪应果先生所言
